精英意识和保守分子.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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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意识和保守分子   在“告别革命”的时代里,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满脑子革命的人物,注定是被否定和被诅咒的。但是要知道,他的《怎么办》,还有拉甫洛夫的《历史书简》,曾经风靡俄罗斯,颇激动过一代青年的心。显然,这种蛊惑的力量并非源于革命的言辞,而是由于时代环境的无形之手的拨弄。   路沙诺夫在《拉甫洛夫传》中写道:“要明白《历史书简》对于我们自己之绝大的影响,非重新生活在上世纪70年代的‘到民间去’时代中不可。我们中的许多人(有的已成年,有的还是孩子)都不肯和这本读得又破又旧的小册子分离,我们把它放在床头,每晚拿出来读,一面读,一面拿眼泪来润湿它。一种热诚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中充满了一种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   关于对革命时代的理解问题,霍布斯鲍姆也曾经说过,像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反叛运动,他和朱特两人都知道,20世纪历史只能被经历过这个时代故而渴望成为历史学者的人充分理解。   真正的难题是,重现昔日革命之情景已不可能。 学者与革命   从世界历史看,知识者中,只有极少数是反知识的实践者,反实证的梦想家,反现在的未来主义者,反精英的皈依底层的平民之友。就是说,只有极少数是革命的同情者、参与者以至成为发动革命的人。因此,他们必然作为异类而为大多数所反对。   学者普遍反革命,理由众多:革命乃社会实践,而学者恰恰背向社会;他们的书斋工作,唯脱离经验的纯知识的逻辑推演;对于革命,学者唯在事后做解析,对革命面临之情境缺乏先天的感受力;学者未曾有过如革命者一般的内心的痛苦的煎熬、斗争的焦渴、爱恨情仇的交缠;学者一般缺乏政治想象力;在学者的政治伦理范围内,社会正义长期缺席,他们喜欢标榜价值中立,而正义感偏偏使公平价值向弱势倾移;学者喜安静,尚超脱,由来厌恶过激乃至暴力行为。   阿伦特在1964年接受德国一个电视节目的访谈时,对采访者对她作为“哲学家”的介绍提出抗议。她声明自己不是哲学家。她希望在审视政治时,不要被纯粹哲学蒙蔽了眼睛;主张通过捍卫公共领域“积极生活”的尊严,反对自以为是的所谓“沉思生活”。   她认为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难以摆脱理念的陷阱。在她的私人札记中,有一篇题为《狐狸:海德格尔》的短文,把海德格尔这位追随希特勒的著名学者描写成一只陷入自己的理念巢穴的可怜动物。他不仅困在陷阱中,而且甚至不能区分什么是陷阱,什么不是;他把陷阱建成了自己的巢穴,并把这个巢穴当成为整个世界。   只是,这其中不免低估了海德格尔的政治野心。他的目的性是明确的,并非如阿伦特说的那样“不知狡猾为何物”。 自由主义者与大众民主   拿破仑说:“统治的真正方法就是雇佣精英,但必须在民主的形式下进行。”知识分子乐于充当这种“精英”,所以也就拥护作为形式的“民主”,这与大众民主、直接民主很两样。   法国学者埃米尔?法盖指出:“几乎所有的19世纪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主义者。当我写《19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一书时,这令我十分沮丧。我找不到什么人曾经是民主主义者,尽管我很想找到这么一位,以便我能介绍他所阐述的民主学说。”   美国政治学家本杰明?巴伯认为,自由主义民主将个人自由放在第一位,将民主价值放在第二位,其实质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从事公共事务”。他批评自由主义民主没有关于政治共同体的观念,仅仅关心个人利益。这种说法,与上述法盖的观点颇相一致。   对于自由主义者反对大众民主,本杰明?巴伯批评指出:自由主义者具有先天的贵族化倾向,所以不信任大众,对民主表示反感;对大众民主、直接民主的描述过于简单化,如将之与古希腊城市的民主制进行类比,甚至与专制、暴政相联系,本意在全面否定;自由主义民主在摧毁维系个人与社会的传统纽带的同时,没有提供新的纽带,致使极权主义―一种打着大众民主旗号的现代专制制度―在20世纪迅速崛起。   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反对革命,就因为革命是大众民主的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 效忠专制的学者   俄国革命者吉霍米罗米是民意党的创始人,“布朗基派”的代表,起草过许多革命文件,是沙俄政府的死敌。他流亡海外多年之后,于1888年发表《我为什么不再做革命者》一书,公开宣布 “转向”,认定“应与国家联合”,从事“文化建设”,从“俄罗斯民族利益出发”,引导俄国走上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次年,向沙皇呈上忏悔书,回国后积极从事与政治相关的著述,成为著名的专制主义理论家。   效忠于法西斯政权的著名学者颇不少,姑举几例:   乔凡尼?杰恩提尔,意大利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墨索里尼政府教育部长,1943年加入墨索里尼在德军支持下成立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傀儡政府,1944年为反法西斯游击队所暗杀。他在1931年强制意大利全国大学教员集体向法西斯政权效忠宣誓,全意大利共1200名大学教员中只有12个人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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