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善政”到“善治”：互联网思维与社会治理.docVIP

从“善政”到“善治”：互联网思维与社会治理 　　互联网在中国已经产生了20年。从历史的长河看，20年时间太短，但对于中国，用“翻天覆地”变化来形容或许不为过。作为伟大的技术革新，互联网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态，也为政府治理带来了极大挑战。 　　中国目前有6亿网络用户，9亿手机用户。互联网以其开放性、交互性、即时性以及网络权利的平等性使得它具有一种难以控制的生命力。网络对人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信息、观念、言论乃至生活方式的改变上，它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以及认识世界的角度和方式。在这些变化中，网络民意和公共生活的兴起，尤其值得关注。网络为公众的政治参与营造和发展了新的公共空间、途径与方式，使以往在传统大众传媒无法实现的个人表达和言论自由得到展现，参与热情重新得到释放，从而提高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能力，增加了公众的话语力量，并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对政府的网络监督模式。与多数国家相比，这点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而且是世界上转型国家中独一无二的超大型国家。转型的多重性、复杂性易导致任一细小的事情都会成为社会的公共事件，而公共治理手段的滞后以及对网络的不适应，更加剧了这一过程的政治化。 　　中国改革已走过30余年。改革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转型过程。改革前，中国是一个“整体性社会”，现在则转变为一个“多样化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社会生活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观念多样化。在这种多样化面前，政府的管理理念、管理法规、管理手段与方式还有些不适应，更多地重管控而轻服务。有些官员习惯于用管理、管控的传统方式实现社会治理，法规和制度多是从方便管理者角度来设计的，公共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充分，缺少柔性化的道德教化、沟通协调，社会矛盾纠纷调处解决的手段单一，等等。 　　信息传播：从单向度到多维度 　　在中国，有关信息公开的法律层次低，约束力弱，从而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形成信息不对称，民众并不知道其中发生的事情，即使有传媒，往往也是一种单向度的传播，其任务是把信息“推”给对象，采取的是“灌输”和“宣传”的方式。这种情况下，有时民众难以有效监督公权力。 　　但网络的出现和迅速发展，对此种状况提出了挑战。网络引入了外部视角，提升了大众权益，它从技术上为大众的政治参与营造和发展了新的公共空间、途径与方式，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网络监督模式。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创造了一种更为直接、快捷的监督渠道，扩大了公民监督的广度和深度，使公民能充分发挥民主监督的主体地位，甚至构成了某种直接民主的形式。近年兴起的“网络问政”就是大众直接参与政治的体现。从实际效果看，从早年的“我爸是李刚”事件，再到“邓玉娇事件”，以及微博打拐、微博反腐，等等，大凡引起社会关注和重视的公共问题和事件，都是最先由网络发起或主要有网络参与的。因此，网络正在逐步取代传统媒体，发挥着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作用。 　　对于互联网给社会带来的这种全局性的变化和挑战，客观地说，政府也在努力适应，充分利用网络，传达政策意图，改善政府形象，拉近与群众距离。例如，近年来的“两会”，各级政府首脑，在“两会”前后同网民进行在线交流和互动；政府也会设置议题和议程，让大众参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利用网络，直接听取民意，完善议案、提案和建议。很多事件在网络曝光后，倒逼政府回应，并最后达成相对圆满的解决效果。这些都值得肯定。 　　但是部分政府部门和官员尤其是基层政府和官员尚未认识到网络的独特功能和它所创造的全新监督模式而起的积极作用，缺乏互联网思维，过分看重互联网的负面效应，不愿接受网络监督，或者把“网络问政”作为一种作秀的道具和长官意志的点缀。 　　作为舆情表达和互相交流的平台，网络确实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尤其当一种舆情以负面性、解构性的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因为发泄私愤而产生语言暴力时，其负面效应会放大。这个时候，对网络民意就要加强疏解和引导，分清恶意和无意。对一些明显恶意的网络谣言，要进行清理打击，但对由于信息混沌而导致的误解、埋怨甚至泄愤，政府有责任及时公布信息，即使不清楚，也要向民众做出解释说明，及时回应。在当前因征地拆迁、国企改制、城市化、腐败等引发的矛盾群集的情况下，要学会做群众工作，就必须妥善处理网络民意。 　　网络时代的“群众路线” 　　有关学者对近几年互联网现象的跟踪研究发现，网络上比较难以管理的各类跟帖、论坛发言、微博与博客等平台上，有几类网民比较活跃：第一种是少数网民使用粗俗、下流、反动的语言污蔑他人，攻击政府与公职人员，散布不负责任的流言。这类人数有限，但能量不低，从动机上分类，此类网民又可分为怀有某种目的和纯属发泄两种。有目的一类包括接受了任务的公关公司、徇私报复他人者，也就是“网络水军”，以及有政治目的的个人与组织。第二种是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