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广东公务员考试：法治反腐.doc

背景链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多次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以深化改革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权力的本质属性、制度的重要作用和权力运行的客观规律，标志着我们党对反腐倡廉规律乃至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对于用法治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建设廉洁政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7月29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这对于运用法治方式反腐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深度解析 [权威论述] 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习近平 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力。 ——习近平 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和解决腐败问题，政府就会失去公信力，人民就不会相信我们能把其他事情办好，我们的一切工作和努力就有可能付诸东流。 ——李克强 中国是法治国家，不论是谁，不论职位高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触犯了党纪国法，就要依法依纪严肃查处、惩治。 ——李克强 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用制度来管权、管钱。 ——李克强 [现行反腐败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反腐败机制，是在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民主集中制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这种机制在一定历史时期起过重要作用，但与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不相适应之处。 一是反腐败的法律缺失。 长期以来，我们党为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到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个体系包括现行有效法律240多件，行政法规700多件，地方性法规8000多件。然而，在这林林总总的法律体系中，对反腐败这样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没有一部可遵循的基本法律，这是我国法律体系建设中的一个缺憾。近些年来，我国在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中，增加了一些反腐败的条款，大多散见于有关单行法律之中，因层级不一，过于分散，缺乏统一性，预防和惩治腐败的精确度、威慑力明显不足。 二是反腐败的制度失衡。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滞后，一些制度设计不严密、不系统、不配套，制度执行机制有效性不强。有的制度本身存在诸多漏洞与缺失，多偏重于事后处理，而疏于事前防范和事中监督。有的制度实体性规定多、程序性规定少，规范性要求多、配套落实措施办法少，孤立单体性制度多、融入具体规章和业务规程中少。有的制度缺乏具体的监督保障规定，对制度的执行监督检查、责任追究机制缺失，使之流于形式。 三是反腐败的效能乏力。 面对反腐败严峻复杂的形势，中央的决心很大，密集发声反腐败，但大量的反腐败规定和举措，存身于党政文件、会议报告、领导讲话之中，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系统性、预见性，其公信力、执行力也受到影响。各级党政机关虽然出台了不少反腐败的制度规定，但多以“禁止”、“严禁”、“不准”、“不得”等原则性语言作为基本内容，对执行制度的程序、量化评价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强制性和约束力。 四是反腐败的力量分散。 我国在预防和惩治腐败，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渠道是畅通的，构建了一个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政府专门机构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庞大系统。然而，这个监督系统之间缺乏统一协调、有效运转的机制，使监督力量分散。在反腐败的机构设置上，也存在力量分散的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相对独立的反腐败部门。反腐败的职能都分散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政府专门设立的预防腐败局、各级检察机关及检察机关设立的反贪污贿赂机构之中，这些机构职能重叠、边界不清，难以形成反腐败的合力。 [法治反腐的现实基础和条件] 一是全党的共识。自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反腐倡廉方略转向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特别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这都说明，法治开始融入国家治理过程，厉行法治成为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方式。最近一些高官腐败案件的公开审理，再次表明我们党“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二是法制条件的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越来越多的法律被用来约束政府和管理者，规范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