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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砚中之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论古人还是今人，记载事物时，书写工具越精良，效率越高。文房四宝中，砚的生命力比笔、纸、墨都要耐久，一方传承有序的砚台，可以反映一段历史。 　　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最初是一种为陶器着色时使用的颜料研磨器。北京聚砚斋砚台博物馆的创始人之一火来胜，既是砚台的收藏家，也是砚文化的专家，他认为，几千年来，砚成为推动社会文明不可或缺的利器，其本身也完成了从实用器物向艺术作品的转化。砚台从一个侧面记载了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发展，是历史上不同时代的缩影，它的独特气质与魅力，曾引得无数文人墨客为之赋诗填词、著书立传，乃至与之相依相伴，直至终老。 藏砚是一种行为艺术 　　砚台是古时文人读书写字必不可少的工具，朝夕相伴之间，生出一种主仆般的深厚感情。 　　唐、宋时，制砚工艺高速发展，文人不仅争相收藏砚台，还在往来书信中交流品评，或是潜心为砚台著书立说，比如米芾的《砚史》、欧阳修的《砚谱》、蔡襄的《砚记》等。这些人中不乏特立独行的“砚痴”。苏轼有一位端州友人，知道他喜爱砚台，想顺路为他代购几方，被苏轼委婉拒绝了，说自己就是手写坏了，砚台也不会坏，意思是手头砚台已经够用，言语间颇有些超然物外的意味。其实苏轼也就是说说而已，见到好砚还是会忍不住“据为己有”：先是看上张几仲家的一方龙尾砚，当即用自己的佩剑换了回来；后来行将就木之时，对米芾珍藏的一块“琅邪紫金砚”仍然念念不忘，竟叫人强行要了来，并嘱咐将这方砚置于棺中，说这样自己才能瞑目。相比苏轼，米芾爱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次宋徽宗请他去宫中作画，拿了一方端砚给他用，画作完成后，米芾捧着砚台跪地不起，说砚台已经为自己所濡染，皇上不好再用，不如送给自己。“文艺皇帝”宋徽宗倒也痛快，哈哈大笑着说：准了。米芾抱着砚台手舞足蹈地飞奔而出，弄得满身墨迹也浑然不觉。 　　明清时期的砚台往往集雕刻、书画、诗词、篆刻等于一体，特别受到文人雅士的青睐。明朝鉴砚、藏砚之风盛行，砚底、砚侧大多镌刻有铭文，雕工精细。清朝时出现了象牙、水晶、翡翠等稀有材质，尽管实用性欠佳，但不失为艺术品，雕刻的题材也更为广泛，花鸟鱼虫、山川河流、民间故事等都可作为图案。清代书画家、雕刻家高凤翰，毕生收藏砚台千余方，年过半百时，右手病残，仍执着于作画和刻砚铭。他过世后，坟墓被掘，其中竟有百余方随葬的砚台。纪昀、刘墉也热衷收藏名砚，纪晓岚晚年嗜砚成瘾，还编撰了《阅微草堂砚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砚林珍作。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砚痴，亲友劝他买田置业，他却打趣说，自己生来就是贫寒命，于是背着祖传的砚台云游四方，继续寻觅好砚，当收藏的砚台达到一百零二方的时候，他自称为“百二砚田富翁”。金农认为砚台亲君子而远小人，所以宁肯与砚台相伴终生。 　　直至今日，砚台制作从来没有中断，一代又一代的制砚艺人赋予砚台持久的生命力，赏砚、藏砚者也大有人在，像火来胜这样，痴迷砚台将近四十年，对各种砚谱、砚史早已烂熟于心，一提到哪里有一方好砚，眼睛便烁烁放光，这份情怀，恐怕与古时那些“痴人”没什么两样。 展读砚中的沧海桑田 　　砚台的出现是为了研墨。砚台讲究质地温润，其石材本身的妙处也成为世人品砚、藏砚的关键。历史上有“四大名砚”、“十大名砚”等各类排行榜，现代人藏砚，同样关注是否“出身名门”，比如位居名砚之首的端砚，向来价值不菲。不过，细数古代嗜砚成瘾的文人，大多重在玩赏，实用倒是其次，对于石材优质、做工精良的砚台当然求之不得，但另一方面，收藏砚台，也是为了一份恋旧感怀之情。 　　舞文弄墨是古代文人赖以生存的手段，不免终日都要与文房四宝为伴。砚台坚固耐磨，一般不易损毁，或伴着主人挑灯夜读，或陪同主人上京赶考，或与主人分享金榜题名的喜悦、分担落榜之时的忧郁，可以说忠心耿耿，与主人生死与共。宋代陆游有诗云：“穷交谁耐久？晨暮一破砚。”即便是一方破砚，主人也会对其备加呵护，稍有磕碰，一定要想方设法补全，直到用至砚台“寿终正寝”，才与其挥泪而别。陆游在诗中还写过一方与其常年相伴的砚台，因其不慎使砚台坠地而感到万分失落，他试着用胶漆粘补，勉强修好，虽然研墨功能大不如前，但终归是心爱之物“失而复得”，还是坚持使用。再如唐代的李元宾，旅途中失手摔坏一方友人送的砚台，想到这方砚台与自己默默相随多年，而且是友情的见证，不忍心就地丢弃，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回到京师后，将其礼葬。韩愈听闻此事，特意作文表达对李元宾的赞赏，称他有情有义。 　　火来胜认为，砚铭带给人的享受，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材质。他收藏的第一方砚台，是从一位乡亲手中得来的清代山水铭文砚，初见时，外表粗糙不堪，洗净之后，竟然出现一幅山村早春日出的图案，并配有一行铭文。在砚上镌刻表示归属的铭文，古已有之，至唐宋两代，文人开始在砚台上雕刻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