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docVIP

“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 刘再复在世纪之交批评张爱玲的创作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论文中写道：“80年代，大陆一群思想者与学人从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历史教训中得到教育，知道放下政治斗争留下的包袱与敌意是何等重要，换句话说，批评应当扬弃任何敌意，而怀着敬意与爱意。对任何作家，不管他过去选择何种政治立场，都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应当是同情的，理解的，审美的。80年代的这种思路，到了90年代，似乎又中断了。大陆有些作家学人，刻意贬低鲁迅，把左翼文学和工农兵文学说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又刻意制造另一些非左翼作家的神话，这在思维方式上又回到两极摆动的简单化评论。现在真需要对90年代大陆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写作有个批评性的回顾。”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弄潮儿，刘再复的这一反思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刘再复对于80年代“审美主义”和“纯文学”的观念仍然深信不疑，但是他对于90年代文学史写作所表达的不满及其提出的问题却值得思索。由刘再复通过对张爱玲的创作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重新评价而提出的90年代文学史写作问题，确实意味深长。它甚至可以被视为某种具有历史路标作用的书写。因为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际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大陆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的最重要的动力，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大陆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同时在“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上具有明显的规范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它意味着当代文学史典范的变革。它以对张爱玲、沈从文和钱钟书等人的发现和推崇，确定了“重写文学史”的坐标和界碑。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写作留下了大量的空白，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构成了有趣的对照和潜在的对话关系。这种张力为“重写文学史”留下了大量空间和充分的合理性。然而，到20世纪末，由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开启的“重写文学史”已经充分释放和耗尽了它所积蓄的历史势能，空白之页已经充分填补，并且作为一种“文学史的权力”已经走到了另一个遮蔽与压抑的极端。 　　“重写文学史”成为一个明确的口号和明显的潮流是在1988年7月《上海文论》第4期上陈思和、王晓明主持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在这一专栏下发表了一批具有强烈的“重写”色彩的论文。“重写文学史”这一口号的提出构成了“重写文学史”运动的高潮。“重写文学史”的正式提出和成为潮流，是在1988年，可是，“重写文学史”的“辽沈战役”却打响于1985年。“重写文学史”的提出者之一王晓明明确地把1985年在北京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和在会上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重写文学史”的“序幕”。这是符合“重写文学史”的历史实际的。而“重写文学史”的起点则更可以追溯到1978年前后对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以及“文化大革命”“左”倾文艺路线的否定。正是通过对于“左”倾文艺思想的否定与批判，1979年，《上海文学》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为文艺“正名”在“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专栏下发表了林默涵1977年12月29日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文学工作者揭批“文艺黑线专政论”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等一组文章。《上海文学》1979年4月号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否定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且强调文艺本身的规律。)，强调文学的内部规律，重新解释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陈思和正是这样来正确地理解“重写文学史”的脉络的：“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并不是随意想像的结果，近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走到了这一步。……这在当时是出于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实际上却标志了一场重要的学术革命。” 　　从根本上来说，构成“重写文学史”运动的有力支撑的是两个中心的观念：这就是“文学现代化”和“纯文学”的观念。“文学现代化”被理解为“纯文学”，最终又被理解为“现代主义”。因此，在80年代，“纯文学”的标准和“文学现代化”的标准几乎是同时产生和确立的。也就是说，将“文学现代性”理解为“文学现代化”，将“文学现代化”又理解为“纯文学”和“现代主义”的追求。这种理解直到90年代被固定为常识。90年代后期，以“文学现代性”为题产生了一场相当规模的讨论，其论文结集出版，基本上体现了这种80年代的常识。夏志清在美国接受当时流行的“新批评”理论的规范和训练。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文学”的理解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了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与此同时，“新批评”的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