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功说首钢改革.docVIP

选自2008年北京市政协文史委、党史研究室、老干部局联合出版的《改革开放话北京》一书。 话说首钢改革 夏祖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钢成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率先实行了企业承包制，其成功经验曾在全国工业企业中推广。我退休前曾长期在首钢决策的参谋部门工作。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回忆首钢改革的前前后后，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具有扭转乾坤的伟大历史意义，改革开放为我国人民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向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 一、首钢在国企改革中一马当先，有其历史必然性。 我考虑有这麽几个因素，一是首钢对高度集权的旧体制有切肤之痛。改革前的首钢，虽然是北京一家最大的国有企业，也没有自主权，由国家机关直接经营，连盖一个厕所都要报批。1960年，邓小平受中央的委托，会同李富春、薄一波等在全国进行调查研究，制定《工业七十条》时，市委也组织工业调查组来首钢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蹲点调查。经过广泛的座谈讨论和数据分析，大家一致认为，由远离生产第一线的政府机关直接经营企业，必然是脱离实际、瞎指挥，“一年四季下计划，春夏秋冬调指标”，朝令夕改，企业无所适从。那时，首钢的高炉吃的是从数千里外的海南岛调运来的矿石，多次倒运杂质很多，经过洗选才能使用，成本很高，造成企业长期亏损。虽然当时实行的是国家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企业亏损由国家补贴，所需投资照样可以向国家伸手要，可是，这终究是有责任心的企业领导者的一块心病。改革旧体制、争得自主权，一直是首钢领导班子所渴望的。二是首钢尝到过基建投资大包干的甜头。1957年，当国家批准石景山钢铁厂进行扩建改造时，在北京市委的支持下实行了基建投资大包干，即国家投资2.4亿元由首钢包干，甲、乙、丙三方都由首钢统一领导，投资怎么花，建设规模、建设方案怎么定，都由首钢自己说了算。刘少奇同志1958年7月1日至5日 在首钢蹲点调查时说：包干啦，毛主席不再当你们的家，周总理也不当你们的家，这个家由你们自己当。还说；这种大包干，所有制没变，体制变了，包和不包大不一样。确实，大包干后，投资、施工、设计各方紧密合作，职工当家作主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木材紧张，就去四川砍竹子，用来代替脚手杆、模板；水泥不够，就用高炉水渣磨碎代用……排除万难，日夜奋战，一年之内就建成了三号高炉、三号焦炉和烧结厂三大工程，创造了冶金建设史上的奇迹。遗憾的是这种包干1960年后未能继续下去。基建投资大包干只是统收统支财政体制的一个小小的让步就产生这么大的效力，人们从中可以预见到全面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解放和发展企业生产力将会带来多么大的推动力。这为日后首钢实行承包制埋下了伏笔。三是首钢是全市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最早的企业。粉碎“四人帮”后随着“两个凡是”的出台，人们产生了犹疑、彷徨的心态。大家议论纷纷的是，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办，凡是毛主席说过的就不能变，那么“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就不能动，那还能有什么新局面？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予以否定，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各省市领导纷纷表态支持这场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可是，当时的北京市委却迟迟不表态，首钢党委不等市委的部署就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从而加速了领导班子的调整和企业管理的整顿，为首钢的改革扫除了思想障碍，掌握了改革的主动权。 二、企业承包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平稳过渡的有效形式，功不可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钢的改革愿望非常强烈， 1981年首钢遇到了改革的难得机遇。那年，国家经济调整，要求首钢减产铁29万吨、钢7万吨，经测算，全年实现利润只能达到2.65亿元，即使全部上缴，也达不到上年上缴利润2.7亿元的水平。为确保北京市下达的当年首钢上交财政2.7亿元，市里同意首钢实行“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包全留，欠收自负，国家不再给首钢投资”的包干办法。这对首钢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全体职工振奋精神，背水一战，层层提措施、挖潜力，算了18笔大帐，开辟了111项增收节支门路，制定了全年实现利润3.12亿元的奋斗目标，并开始在企业内部实行层层责、权、利相结合，包、保、核到人的经济责任制。结果做到了减产也增收，当年实现利润3.16亿元，上缴2.7亿元后，留利4000多万元。1982年开始，改为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每年递增7.2%，超额利润则由首钢自主支配；计划内钢材有15%自销权，承包期到1995年。改革前，首钢的经济效益低，主要原因是设备能力不配套，铁大于钢，钢大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