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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与选举 许锡良 中国自隋唐发明科举,这就意味着中国要走上民主选举将会更加困难重重。有人将科举制度的发明,视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并且说西方国家直到五百年前才开始有类似的考试取士制度出现,比中国几乎晚了近千时间。这纯粹是胡扯。中国的科举考试根本不同于西方的公务员考试。不仅考试的功能不同，而且考试的方式方法与考试内容都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西方的公务员考试，只是限定在事务官范围内，而对于政务官，这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官员，常常是要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而且还要随时随地接受自由独立的新闻舆论与独立司法的监督。在这里混为一谈，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通常就表现在如何选拔人才来为社会担当大任这一点上。不同的政治制度就有不同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和选拔人才的标准。 早在孔孟之前，中国的官员基本上是贵族世袭的。那时流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因此，那时要出人头地，出生在什么家庭，有什么血统，那是起决定作用的。有些时候，这个位置之所以归他所有，不是他有什么特别能耐，而是因为他是皇帝的儿子，或者他是贵族的弟子。就这么简单。这种制度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大家各安其份的时候，社会纷争还是会相对少得多。但是，这样的社会制度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要严格遵守各自的本位。这就是孔子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你是什么角色，你就要认同什么角色。如果有僭越的，这就是天大的叛逆行为了。因为，如果能够容忍以下犯上，篡党夺权，天下势必大乱。这也是为什么孔子看见季孔氏“八佾舞于庭”时，会感觉那是忍无可忍的事情，会发出神经质的过敏反应，喊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几近歇斯底里式的尖叫声来。（语出《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似乎少见多怪。季孙氏有钱，在家庭舞会时，多请几个美女唱唱歌，跳跳舞，这实在算不上什么。但是，在孔子时代，这些现在看来的私人享受，都是带有政治身份色彩的。就像今天你一个副部级官员不能够享受到正部级待遇，更不能够享受副总理的待遇一样。八佾舞当时是天子才能够享受的。而季孙氏只是鲁国国君下面的一个权臣。即使是鲁国这样的小国国君，也只能够享受“六佾”舞，他季孙氏只是鲁国国君下的一个官员，竟然敢越两级享受。就像今天一个副部级官员直接享受国家主席待遇。这不是享受得起享受不起的问题，而是敏感的政治问题。如果越级享受，那便是犯大忌的。孔子是这种等级制度的极力维护者，或者说就是周礼的守夜神。当然，其实也是他自己的利益所在。因为，他弄的那单生意——祭祀活动，就是建立在按照级别来办的。照说，越级对孔子的生意不是更好吗？其实不是的。越级意味着孔子礼教秩序混乱，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最容易被人抢了生意，像当年的少正卯那样“三盈三虚”与孔子进行生源大战，让孔子好不辛苦。因此，他拼命必须维护这种话语霸权。 这样一来，就需要有一套礼制来约束庶民。约束的办法之一就是向他们灌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的思想政治意识形态。孔子一生都在维护这种等级特权秩序，他带领学生周游列国，其实只是为了求得一官半职。可惜的是，那时科举制度又还没有发明,他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一生求官不得,但是此后几百年之后,就按照他的说法选拔官员了。所以，只能够直接向诸侯的君主要官。他今天跑到河南省省政府要官，明天又跑到河北省要官，不知道究竟跑了多少国家与地区，所到之处直接要官：“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路篇第十三·十）那时孔子求官不得是正常的。因为，那时讲究身份与出身。而孔子家族虽然上推五百年，身份可能还显贵，但是，至少孔子出生所在的家庭是极其贫穷的。所以，孔子其实一生都非常自卑。特别是当他面对高级官僚的时候，因此，他这样说：“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这话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这样的：太宰问子贡：“老师是圣人吗？为什么如此多才多艺？”子贡说：“老天本来就要他成为圣人，又要他多才多艺。”孔子听说后，说：“太宰了解我吗？我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贵族会有这么多技艺吗？不会有的。”当太宰向孔子的学生子贡称颂孔子精通六艺，学问渊博的时候，孔子并没有为自己后天努力获得的成就自豪，反而为自己的出身低贱而烦恼，恨自己生错了家庭，要是天生就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里，应该是多好啊。孔子有这种感叹，其实一点也不稀奇，因为孔子一生周游列国，一官难求，就是因为他不是贵族出生，不是富贵人家的子弟。这种文化渊源，其实就不难理解最近发生的河北大学李刚事件中李启铭为什么要向众人喊出：“我爸是李刚”来了。孔子当年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好爸爸，所以，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