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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有心人，病患的知心人 “救人是他的目的” 管德林 　　1960年参加高考，我有幸被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录取。在开学典礼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吴阶平教授。他慷慨激昂而又温文尔雅的讲话，展示了他创建“北二医”的满腔热情，让我思绪万千。是的，人生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发现自己的优势和趣味，尊重自己的天分和选择。我将来要像他一样，做个出色的泌尿外科医生。 　　大学二年级，学校组织到京西大台煤矿劳动。我们都穿上工作服，头戴矿灯、安全帽，下到矿井下的掌子面，与矿工们一同劳动。吴院长也和我们在一起。从矿井上来时，吴院长笑着对我们说：“我们外表和煤矿工人没有区别了，我们的品德和他们可能还有差距。”他风趣而幽默的言语，暗示做人要表里如一。 　　晚上，矿方实在安排不出吴院长的住处，就让他和我住在一个房间。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和吴院长住在一起。当时，我们都十分疲乏。洗澡更衣后，很快就躺下了。关灯后，吴院长先开了口：“管德林，累不累？”我说：“不累！”吴院长说：“不累是假的，要说真话！学校让你们来，就是要你们体验一下煤矿工人的生活，将来毕业以后能为他们服务！”我顺口而出的一句话，尽管是一句无关紧要的话，却也受到了吴院长风趣的批评。看来，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要认真考虑，千万不能说假话，这也成为我以后做人的信条。 　　是吴阶平教授的言传身教，把我领上了路。他亲自带我做手术，要求我们做任何手术都要规范化操作，尽量减少创伤。吴老为病人做肾脏手术时倡导经第11肋间入路，从不切除第12肋骨。他说：“病人切除了一个肾脏就够痛苦的了，绝不能再切除一根肋骨。”40多年来，这一点我一直铭记和沿用着，并传授给年轻同道。 　　有一次查房，遇到一个有血尿的病人，我给他做了膀胱镜检查。吴院长仔细看了病历后，问我：“给他插管了？”我说：“是，还做了逆行造影。”“收集肾盂尿没有？找瘤细胞没有？”我的脸一下子红了，低着头说：“没有。”吴院长立刻严肃地说：“做膀胱镜是一项有损伤的检查，事前一定要把应查的项目拟订好，免得病人受第二遍苦。不然，医生自己做一次膀胱镜检查，体验一下，就不会遗漏检查项目了！”这一席话说得我几乎站不住了。我暗暗下决心，一生中绝不再犯这个错误！ 　　病房里有两位朝鲜族患儿，因外伤性尿道狭窄在我们科住了几个月。有时，吴院长亲自给他们扩尿道。扩尿道是很痛苦的，吴院长总是先耐心地和他们交谈：“不扩尿道，手术就白做了。不能从尿道排尿，总带着膀胱造瘘管多痛苦啊！”慢慢地，患儿开始自觉地要求配合治疗，而吴院长动作娴熟，很快就完成了操作。吴院长常说：“医生面对的患者不仅仅是生物学的人，更是社会学的人。” 　　在每一例手术前，吴院长都认真阅读X线片，三查五对手术应该做的部位，以最小的损伤设计手术切口等。这些原则和理念至今都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甚至连他持手术刀、手术钳的姿势我都终生难忘。吴院长要求我们做手术必须向老前辈学习，要根植传统、返璞归真。如尿道下裂的Denis Brown修补术，膀胱阴道瘘的O’Conor修补术，尿路改道的Bricker手术和Smith Boyce肾实质切开取石术等，要首先知道这些手术的适应症、禁忌症，并严格遵照手术的标准方法执行。“没有积累一定的经验，绝不能在病人身上练手。”吴院长说。 　　遇到患肾上腺疾病的患者，吴院长均要认真地研究。手术中，吴院长对病理检查非常重视。肾上腺探查，必须做冰冻切片，每一例手术后都要核对病理报告。吴院长曾对我说：“以前，有一位诊断为肾上腺嗜铬细胞瘤的病人，手术时并未发现嗜铬细胞瘤，而在手术后病理检查中证实为肾上腺髓质增生。”面对这一罕见病例，吴院长认真思考，绝不轻易放过。一旦遇到手术中未找到嗜铬细胞瘤，而冰冻切片提示肾上腺髓质增生时，则采取切除一侧肾上腺和刮除另一侧肾上腺髓质的方式。手术之后，病人得到恢复，原来多次出现的高血压危象也不再出现。吴院长就这样一例一例地观察、随访，尽管大多数病人是在“文革”中收集的，条件之艰苦可以想象，但通过临床实践，吴院长越发感到肾上腺髓质增生这个疾病确实存在。他先后用中文和英文发表文章，提出了肾上腺髓质增生这一新的独立疾病的概念，后来被美国泌尿外科年鉴收录，并在国际上首先报告。 　　吴院长曾对我说：“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把从土里挖出来的士兵接上管子，用水来洗血，治疗无尿。”后来，他让我到急诊室调查一下尿毒症发病的情况。“文革”前，我就每天晚上去急诊室了解每天收治尿毒症患者的人数，发现每周平均有两位尿毒症患者在这里死亡。不久，北京友谊医院不惜巨资从法国进口了一台滚筒式人工肾，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在吴院长领导下，我们开始了中国第一次正规的血液透析治疗。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在中国从事动静脉瘘的工作，一干就是45年。 　　在国外的一天，我看到一家教会医院门前有一个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