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法证据排除审查工作中相关问题的一些认识.doc

对非法证据排除审查工作中相关问题的一些认识 如果说2010年两高三部颁布实施的《死刑案件审查证据规定》(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简称)及配套性规范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死刑案件审查证据规定和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指导意见》等的颁布实施，被誉为打破了中国证据法改革的坚冰，推进了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那么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与之后通过的两高四部委颁布实施的《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完全可以说是我国证据法发展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保护被告人权利与国际接轨方面，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刑事诉讼法》严化了对证据来源合法性的审查、细化了对证据关联性、客观性的审查，确定了证据确实、充分的认定标准。从证据角度看，刑事诉讼中心由侦查主体向审判主体迈进。本文在讨论刑事诉讼证据审查问题时，主要围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展开讨论。 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强制性排除与裁量性排除两种排除方式及各自的适用范围。纵观各国的刑事证据法律体系，一般确立两种排除方式，即强制和裁量。基于证据的主客观属性，对于违法言词证据予以强制性排除；对来源不明的物证、书证予以裁量性排除。在我国，理论上强制性排除和裁量性排除的决定权力归属法官，但实践中，该排除可以由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自身谨慎自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启动权则由被告人一方单独享有。制度如此设计是因为，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既体现了刑事诉讼的宗旨，也体现了对非法取证违法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和对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保障。本文基本上是按照证据种类这一路径展开的。 1. 被告人口供 （1）对非法口供的认定和判断 非法口供的原因是刑讯逼供行为和暴力取证。《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第1条明确规定：酷刑是指政府官员，或在他怂恿之下，对个人故意施加的任何使他在肉体上或精神上极度痛苦或苦难以谋从他或第二者取得情报或供状，或对他做过的或涉嫌做过的事加以惩罚，或对他或别的人施加恐吓的行为。国际条约定义下的酷刑与我国通用法律术语刑讯逼供、暴利取证的内涵基本一致。可以说，刑讯逼供或酷刑包括肉体与精神痛苦的双重标准，如施暴、恫吓或恶意欺骗。我国遵守《联合国反酷刑公约》规定的义务，在《刑事诉讼法》第54条和《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第1条、第2条明确规定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不得作为定案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在审判员、公诉人、侦查员和辩护人有很大争议。辩护人力主除了暴力威胁取供，还包括引诱、欺骗、冻饿、限制休息等侵犯基本人权的取供方式。而在侦查工作和公诉工作中，大量存在引诱、欺骗、限制休息等方式。首先，这涉及到如何界定骗供和侦查策略的问题。侦查策略一般是指“利用对方的劣势和弱点进行的心战智斗。”侦查实践中，策略如果得当，确实能够为破案寻找突破口，提高刑事诉讼效率。例如，侦查人员利用被告人不了解外界信息这一情况，从被告人处“诈出”其主要犯罪证据隐匿。这种侦查策略，有欺骗之嫌，但是并没有侵犯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并且寻找到客观证据证明了犯罪事实，提高了刑事诉讼效率。笔者认为这种侦查策略是可取的，并不违反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而且《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宣言》等国际条约中并末对欺骗性审讯方法作出禁止性规定。但是，另一种欺骗或蒙骗的认定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例如一个案件中，侦查员利用被告人爱子心切的特点，允诺被告人可以到医院看看生病的孩子，以此交换被告人在有罪供述上签字，笔者认为这种欺骗，属于完全违背刑事诉讼法的精神，对这种口供必须坚决给予排除。笔者认为认定“欺骗”取得的证据是否应予排除，至少应该有一个判断——是否由此给侦查工作提供了其他能够反映案件事实的真实、客观证据。其次，对于末完全保障犯罪嫌疑人羁押权利时口供的认定问题，如长时间讯问、不给予正常体息、不告知权利、冻饿等，对于这一类刑的口供，实践中也大量存在。笔者认为权利保障缺失是否会导致口供被排除呢？笔者认为这种口供被排除必须谨慎，要结合全案其他有罪证据来综合认定，这种口供还必须依据被告人在法庭的翻供理由等其他情况来综合判定。但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只要违法应律排除，如讯问聋哑人、对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人员末配备翻泽。对于该类供述由于完全缺乏犯罪嫌疑人自愿陈述的基础应予排除。第二，暴力威胁取供。笔者认为只要是暴力取供，无论是轻微还是严重，均应予以排除；对于威胁取供，只要达到强制犯罪嫌疑人意志，迫使其作出不自愿供述的程度则予以排除。 （2）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 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控辨双方证明责任的分配取决于一个或多个因索的衡量，英美证据法中，一般证明责任的负担要这些因索包括：（1）由请求变更现状的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自然倾向；（2）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