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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美符号化与旅游审美文化的生成 陈昌茂 旅游美在历史中通过客观化和符号化而形成的审美文化，我们称之为旅游审美文化。旅游美符号化即旅游审美文化的生成，是旅游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旅游美在审美事件中表现为旅游美美感，在展开中符号化为旅游审美文化。 如果从大文化的视野来看，中国文化中最有灵性最富人文关怀最具人情味的便是旅游审美文化了。仅从文学视觉说，中国的山水诗、山水画、山水游记保存了中国人的精神品位，一种鲜活的生命感觉在轻扬，不像《三国演义》那般多谋多计，也不像《红楼梦》那般绝望和悲凉，它们以一种旷达的审美情怀关照人生，滋润着尘世中人们疲惫不堪的心灵，具有永恒的文化价值。 一、旅游美美感符号化与旅游审美文化的生成 张法在《美学导论》中建立了美感符号化原理，主要内容为： 当一个面对某一对象，产生了审美现象，这种现实现象在他以后面对同一现象又反复发生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一对象对认为美的对象，认为美就是这一对象固有的性质。这一美的被指认和对象的被命名，用一个理论术语来说，就是美感的客观化和美感的符号化。 客观化是指，在感觉上合理论上，美都被认为是这一客体固有的性质；符号化是指，在实际上，客体被认为美，不是由主客体之间通过审美活动建立起来的。这种通过客观化和符号化建立起来的美文化，我们称之为审美文化。。这些旅游审美文化已经为整个民族、文化、时代符号化和客观化了。 这种公共定义性和公认客观性的力量，能够使人们通过符号认知而产生美感经验，也能使人们在通过符号认知，虽然没有美感出现，仍认定它为美，从而与整个民族、文化、时代的知识体系相认同。 中国旅游审美文化主要体现在游历活动中历史地形成的旅游地。山水无名，因人而名，因文而名，因事而名。成名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符号化了 二、中国古代旅游审美文化的生成方式 中国旅游审美文化是“名文化”。 “一生好作名山游”是李白的名句，也是他的旅游追求。李白如此的诗仙，也在追求“名山”。为什么要去名山呢？这是旅游动机的一个深层次方面：一方面它是已被符号化的地方，不用说，它是值得一游的；另一方面，出游是受“旅游标志物”左右的，没有旅游标示物，就不可能产生旅游目标动机。中国旅游审美文化形成主要体现在著名风景名胜的符号化。它往往通过以下三个途径。 1、帝王巡游帝王巡游在古代旅游活动中占有重要 地位。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坐八骏马车西行至昆仑丘，与西王母会面，互赠礼品，为后世帝王巡游之先秦帝王的巡游开启了历代帝王巡游的先河。公元前220年，秦始皇西巡陇西、登鸡头山；公元前219年，东巡齐鲁，封禅泰山，公元前218年，出咸阳东巡；公元前215年，东临碣石；公元前210年，南巡荆楚，“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五次巡游，耗时经年，行程万里。据《汉书?武帝纪》，从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武帝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游历达30多次。其中大巡游有四次西至雍县，抵于汾阴；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东巡齐鲁，封禅泰山，巡 游渤海；南到南郡，巡游荆扬。 炀帝在位时有八次大规模出巡。康熙、乾隆六下江南。康熙二十三年(1684)，第一次下江南，由北京泰安泰山淮水扬子江苏州南 京，谒明陵。二十八年(1689)，康熙二下江南，经济南扬州苏州杭州钱塘江会稽山大禹陵；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四十四年(1705)、四十六年(1707)，康熙帝四下江南。乾隆帝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1757)、二十七年(1762)、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六下江南，沿扬州、苏州、杭州、南京等在内的京杭大运河一线。72代帝王泰山封禅祭祀。受帝王朝拜的泰山，自然居于“五岳独尊，雄镇天下”的地位。神化了的泰山帝王巡游的地点，往往成为旅游的热点。泰山因此成了中国的第一山”，苏杭此成为游人向往的”天堂”， 沿大运河一线成了旅游观光线路中的”通道”。 、士人漫游　　I、“中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II、“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爱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