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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突围 　　1925年8月12日上午九点，天津南开中学校务会议室内聚集了中国体育界的几位领袖级人物：王正廷、张伯苓、方克刚、陈时、卢炜昌、沈嗣良和郝伯阳。他们正在这里召开“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会议，其中郝伯阳是作为宋如海的代表出席的。 　　此次大会议题共计十三案，进行到近一半的时候，主席张伯苓说：“现在我们继续讨论第六个议题：请葛雷博士移交办理历届远东运动会手续。首先请沈君介绍一下葛雷博上经营体育场的情况。”沈嗣良拿出一张地图来，上面绘制有一块地皮，“这块地皮在座诸君是再熟悉不过了，没错，这就是驻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所有位于上海天文台路的一百余亩地皮，1921年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回到上海举办的时候，远东运动会的我方名誉干事葛雷博士认为中国需要有一个国家体育场，不能遇到比赛时再四处借体育场了。因此，他从举办此次远运会的票资中拿出一些钱来租下了这块地，租期到1927年，还有两年的时间。当初租到1927年，主要是考虑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再次回到我国的时候可以在这里举办，期间亦可以作为运动员的训练比赛之用。在这段时间内，葛霄博士将此地开辟成为网球场、篮球场、田径场和足球场四处，除了这四块场地外，还转租给中国棒球会土地一块开辟了棒球场，中国棒球会由西人格洛泼（Gallop）和毕尔斯（Bills）以及我国张竹平、许建屏四人经营管理，以发达华人棒球为宗旨。”沈嗣良顿了顿，接着说：“这块地皮的经营共需要花费约二万元，葛雷所用之款，除1921年第五届远东运动会票资外，尚亏欠大洋约一万余元，基本情况就是这些，请诸位议一下。” 　　张伯苓说：“这块地皮对于本会还足很重要的，可谓本会眼下最重要之运动场所。因此不能轻易放弃，解决办法不外乎两个，一是续租，二是请求洛氏集团将该地捐给本会使用。不论采用哪种办法，都绕不开葛雷，虽然本会鉴于以前远东运动因西人成事之种种失败，乃组建了皆由中华诸君组成之本会，但本会根基尚浅，宜请葛雷为名誉顾问，协助办理此事。” 　　沈嗣良说：“主席所言极是，故需仍请上海青年协会与洛氏基金团接洽，还需请儒堂（王正廷）、伯苓二位领导亲自探询洛氏基金团的代表克林氏之意见。” 　　王正廷说：“本会目前尚未正式在政府注册，现在去接洽恐怕不便，应该先在政府注册成为法团后，再找洛氏。据鄙人所知，洛氏前期在别地花费甚巨，在该地尚无建筑计划。”张伯苓说道：“王会长所言极是，注册一事，王会长与内务部甚熟，就劳烦儒堂就近办理了。沈君尽快将本会章程、事务所、职员姓名送呈王会长，并正式函请葛雷博士为名誉顾问，并请其继续与洛氏接洽，将来王会长赴沪，再请就便与洛氏接洽。”张伯苓说完，众人均表示赞同。 　　这次会议，是成立不久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天津举办的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上期说到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以美国人葛雷为领队的中国代表团大败而归，国内舆论骤起，1922年刚刚创办、名义上是中国的体育组织，而实际上洋人控制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停止工作，中国体育需要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创办完全由中国人主持的体育组织。 　　1924年，终于等来了阔别10年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1924年5月22日到24日，第三届全运会在武汉举办。该届全国运动会得以顺利举办，湖北省省长萧耀南给予了不小的支持，拨款扩建了体育场，并支持组建了相对完善的大会组委会，使全国运动会得以顺利举办，这位曾经镇压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刽子手算是做了—件好事。实际负责筹备本届全运会的是汉口青年会体育部主任郝更生、武昌青年会总干事宋如海、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时等人。以这届全国运动会为契机，中国体育界的一些人士认为成立全国性体育团体、摆脱西方人控制中国体育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在全运会期间成立了—个筹备机构。同年8月24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并取代原有之“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一切职能，机构的英文名称沿用“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 　　新成立的协进会第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组织选拔参加于1925年5月16日-23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第七届远东运动会。选拔赛原定于1924年在南京举办，可是由于江浙军阀战争而被迫推迟，最终于1925年5月1日在上海召开，除棒球代表队以华南队为主体并吸收了几名华东队的队员提前确定外，其他项目均进行了选拔。田径、篮球、排球、游泳等项目的选拔是在圣约翰大学进行的，足球选拔就是在上海天文台路这块地皮上的足球场进行的。在选拔期间，来自美国的查尔斯·帕多克（Charles Paddocl，1920年奥运会百米和百米接力金牌，1920年、1924年奥运会200米银牌获得者，后死于二战）和劳伦·莫奇森（Loren Murchison，1920年和1924年奥运会百米接力金牌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