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紧急避险.docVIP

论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又称紧急避难，是正当化事由之一。[1]正当化事由在各国刑法理论中有着不同的称谓。大陆法系称之为违法阻却事由，英美法系称之为合法抗辩说，前苏联和我国则为排除犯罪性行为。所谓排除犯罪性行为是指某种行为在形式上似乎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实质上却是为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利益而实施的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形式上是犯罪，而实质上却不是犯罪的行为。紧急避险被社会所认可，可以从紧急时无法律这句古老的法律格言中得以反映。这句格言产生于中世纪的教会法，其基本含义是，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实施法律在通常情况下禁止的某种行为，以避免紧急状态所带来的危险。尽管世界各国的法律都肯定了紧急避险的正当性，但对于紧急避险的性质，不同的法学流派却有着不同的立场：自然法学派认为，紧急避险是自然法赋予的权利，是一个理性人将自己神圣的私权通过社会共同契约的方式让渡出一部分后，对个人生命、自由权利的捍卫，人定法不能剥夺，只能放任。功利法学派认为，紧急避险是冲突法益不能两全时的客观上不得已的措施，不存在谴责行为人的根据，不应处罚。自由意志论者认为，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行为人往往丧失意志自由，其行为与无责任能力人行为性质相同。第一，必须是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受到危险的威胁。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危险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有来自人的危害行为，如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抢劫犯的抢劫、精神病人的袭击等；有来自大自然的灾祸，如台风、地震、水灾等；还有可能来自动物的侵袭，如猛兽的袭击，恶狗咬人等。总之，凡是法律保护的利益受到上述各种危险的威胁时，都可以实行紧急避险，以便把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从危险状态中拯救出来。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对人所实施的合法行为不能实行紧急避险。例如公安人员依法追捕罪犯，犯罪分子不能借口“紧急避险”、而逃避追捕并损害第三者的合法权益。又如公民在对不法侵害实行正当防卫时，不法侵害者不能实行紧急避险。这是因为紧急避险行为只能从危险状态中拯救合法的权益，不能保护非法利益，这样做紧急避险的行为对社会才是有益的。 第二，必须是正在发生的危险。这个条件首先要求危险的存在必须是真实的，不是主观想象的或推测的。一个人如果误认为危险存在着，因而实行了“假想的避险”，致使另一种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这种情况不能叫紧急避险。例如某人夜间行路，心中忐忑不安，误认为后面一个与他同方向行走的人是跟踪他的坏人，待行至一住户的窗下时，突然破坏该住户窗户，逃入躲避，这就不是紧急避险。这种由于自己认识上的错误，而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处理原则同“假想防卫”。其次，这个条件从时间上要求，是指危险已开始出现或者是处于迫在眉睫的状态。行为。人面对着这种危险，如不采取紧急避险措施，就必然眼看着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遭到损害。只有在这种紧急时刻才能实施紧急避险。对于尚未到来或者已经发生过去的危险，都不能实行紧急避险。否则，就是 “避险不适时是违法的行为。行为人应对所造成的损害结果负相应的责任。第三，必须是在没有其他办法排除危险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行为。紧急避险是损害一种合法权益，保全另一种合法权益，因此应当严加限制，只有在不能用其他办法排除危险时，也就是说在当时情况下，采取损害一种合法权益成为排除危险的唯一办法时，才能够实行紧急避险。如果能够用其他办法避免这种危险，就不能用紧急避险这种办法。例如，船舶在航行中遇到台风，致使乘客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如果这时候可以采取靠岸或进港躲避等方法排除危险的话，就不应该采取损失船舶上公私财产的避险方法，否则，那就是不合法的。第四，紧急避险行为不能超过必要限度。这里所说的必要限度是根据紧急避险的特点和实施紧急避险的目的确定的。具体说来，紧急避险所引起的损害必须比所避免的损害要轻、要小。因为紧急避险是两种合法权益冲突时发生的，是采取损害一种权益来保护另一种权益的办法。那么只有损害较小的利益保全较大的利益才是对社会有益的。如果损害的利益和保全的利益相等或者大于保全的利益，那就同紧急避险的要求相违背了。所以法律不允许超过必要限度，即损失较大的合法权益去保全较小的合法权益；在两种合法权益相等的情况下也不允许实施紧急避险。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情况，依照我国刑法第18条第3款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例如负有作战义务的现役军人，在打仗时理应英勇杀敌，不能说有生命危险就临阵脱逃。又如消防人员，不能因害怕烧伤自己而拒绝救火。这是因为他们负有同某种危险作斗争的义务，牺牲个人的利益，以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正是他们的职务和业务所严格要求的。所以，当他们遇到因职务和业务而产生某种危险时，不容许借口紧急避险而不履行自己的特定义务。依据我国刑法第17条的规定，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