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时期农田劳动的女性化现象.docx

[原文题为《人民公社时期大田农作的女性化现象——基于对两个西部村落的研究》，载《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6期]人民公社时期大田农作的女性化现象一、问题的提出农田作业的女性化现象是一个舶来的新概念。伴随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提速，“农业的女性化”问题逐渐进入人们视野。“男工女耕”和“386199部队”等现象，莫不折射了当代中国种植业主劳力日渐凸显的“女性化”趋势，并成为“三农”危机的表征之一。[1]殊不知，当下愈演愈烈的“农业女性化”现象，实际上是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一个历史遗产，并与那个时代的日常农作实践在很多方面一脉相承。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人民公社时期（1958至1984年），致力于农田作业的妇女人数及其所承担的劳动份额时常超过男性。换言之，女性化事实上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常态化现象。毋庸说，农妇们在大田劳动中的作用并不亚于男性。那个年代大力弘扬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也不仅仅停留在官方话语或意识形态层面。1949年共产党执掌政权后，大规模动员和组织农村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旋即被提上了政策议程。这既是迫于当时经济建设的需要，也是出于妇女解放的目标。[2]始于土改到一连串农业合作化运动，再到农村人民公社建立，接踵而至的一波波政治经济运动很快就将大部分妇女都裹挟到集体的大田劳动之中。1956年高级社成立之后，妇女们走出家门参加集体劳动已是大势所趋。自那时起，除了参加集体劳动挣粮挣钱，乡村劳动力别无其他生活来源。像男人们一样，多数妇女不得不外出劳动，共同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一线劳动者的性别构成遂在不知不觉之中开始“变脸”，农妇们也逐渐从辅助劳动力变成了与男子并肩劳动的一支生力军。在1958年狂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全国农村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顶峰。有关人民公社的文字成果已汗牛充栋，但时至今日鲜有学者问津这个议题。目前仅有少数研究者尤其是境外学者对此有过零散的叙述。例如，旅美学者李怀印对江苏东台县某大队的研究发现，每个生产队通常都是女劳力人手多，男劳力人手少。例如，1977年，该大队第11生产队19-47岁的女性“整劳力”共计51人，20-49岁之间的男性“整劳力”有54人。在这些男劳力中，只有17人（占31%）参与日常分派农活；其余劳力共计37人（占69%），均有固定工种，不在派活之列，其中含3名队干部，3名机工，4名耕田手，3名队办企业工人，3名养猪场人员，2名窑工，2名渔民，3个木匠，1个铜匠，另有3人分别负责鱼塘、粮食加工厂和治虫等。相比之下，在51名妇女劳力中，有39人可供日常分派农活之用。[3]上文数据很直观地告诉我们，投入日常农作的妇女比男性多了22人。据该队一个前队长估计“至少有70%以上的农活”皆由妇女完成。他由此感叹：“要不是有妇女支撑，生产队早就完蛋了”。[4]在整个人民公社时期，日常农事活动的“女性化”，事实上显然不是一时一地的孤立现象。加拿大学者宝森在云南禄村做田野调查时，曾获得了该村一个生产队1980-1981年男女社员出工人数及工分数的详尽信息。共34户人家的这个队有男劳力37人，女劳力51人。尽管男性的工分值比妇女高（前者每天12分，后者10分），妇女所挣的工分却占工分总数的53%。[5]这无疑村妇承担了更多日常生产劳动的又一证据。基于对陕西三个村72名老年妇女50-60年代生产和生活经历的口述史研究，美国知名学者贺萧揭示，村妇成为农耕劳动力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时候甚至是农田劳动的重要支柱。她在书中转引了一个前妇联干部的评说：“妇女不是顶起了半边天，在农业生产中，她们顶起大半边天，占了70-80%。她们是农业生产的主力。”[6]贺萧还敏锐地指出，“农业的女性化”支撑了毛泽东时代的农村经济发展，也支持了党和国家的积累战略，甚至为改革后的经济繁荣奠定重要基础。[7]但不无遗憾的是，除了“大跃进”这个时段，她主要透过妇女的回忆做了粗线条的勾勒，既未放在特定的村落场域中加以描述，亦未深究女性化的根源。 一言以蔽之，由于第一手历史材料的匮乏，农田劳动女性化的主题迄今仍被遗忘和漠视，公社女社员的经济贡献也依旧被淹没在主流政治经济的宏大叙述之中。主要依据对内蒙和陕西两个村落研究的第一手数据，本文旨在较系统地剖析农田农作女性化的微观经历并探究其背后的主要影响因素。二、两个西部村落及其农业概貌本研究涉及的两个北方村落都位于西部，在此文中我们姑称为A村和B村。A村地处塞北的敖汉旗。这是一个蒙汉杂居的自然村。A村在集体化时代有四个生产队。这里为一年一熟制的种植结构。集体化时期的主要作物有谷子、高粱、荞麦、糜子、黄豆和黑豆等。当地的种植期较短，一般从5到10月。畜牧业相对而言较为发达。B村坐落在渭北高原的合阳县，位于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B村既是一个自然村又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