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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片的审美盛宴 ——《圆明园》赏析 2064631 赖丢 中国有句古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这说明论说某一事物，首先要明确的就是论述客体“是什么”的问题。谈记录片同样绕不开这样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基本问题“什么是记录片”或者说“记录片是什么”。目前，学界关于记录片的定义存在很大的争议，在业界几大类型的记录片似乎也不能给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记录片与专题片、新闻片等剧种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性有时让受众不知所措、思想混乱。记录片的概念自1926年正式提出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演进，记录片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到内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与最初的记录片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有着天壤之别。记录片定义的不一致性与其自身的不断发展变化以及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极大的关系。 需要明确一点，由于人的认识能力在不断的提高，认识对象在不断的演变，我们不能企图为记录片下一个终极完满的定义，但在一段时期内对记录片的界定是必须的，它是我们认识、研究记录片的前提。 国内外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对记录片的定义很多，例如： 记录片是以各种记录的方法，用胶片录下，经过诠释后的现实的各个层面；诠释的方式可以是去拍摄正在发生的事物，也可以是忠实而有道理的重演发生过的事实；其目的在于透过感性或理性的管道去激发和加强人类的知识与认识，并真正提出经济、文化和其他人际关系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记录片是非虚构非表演的影视纪实艺术。 记录片就是指那些利用声画语言，力排虚构，对真实生活进行比较系统完整的“描述或重建”，并给人以信息交流和审美享受的影视片。 记录片是以影像媒介的纪实方式，在多视野的文化价值坐标中寻求立足点，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与人的生存关系进行观察和描述，以实现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探寻和关怀的文体形式。 抛却上述定义的修饰语，我们可以发现记录片是影视片、是影视纪实艺术、是一种文体形式。对于记录片“是什么”仍然莫衷一是，但无论是实体说还是形式说，“纪实”与“重构”是记录片的关键词。这似乎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但就在这种背反的艺术当中记录片获得了不竭的驱动力，得以推陈出新，从最初简短无序的镜头摄入到当今的数字化历史重现，记录片的表现力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了时空的羁绊，创作者的主观意图与价值取向得以更加充分地表现。本人认为，记录片不是直观的记录，不是时间和空间机械的产物，它是一种以独特的视角对客观事物的再创造，这其中以基本的事实为依托，融会了创作者的主观意图，体现着创作者的价值观念和对历史的诠释，记录片不是为客观而静待，而是要传达一种时代的声音，最终的指向是体现人文意义。 理论的阐释需以实践的创作相结合方能充分说明。2006年度很有影响力的数字电影《圆明园》以其颇具争议性的表现手法和效果传达的震撼力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将结合《圆明园》谈谈本人对记录片的理解。 《圆明园》可谓中国首部大型的数字史诗电影，片长九十分钟，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富有戏剧性地再现了凝聚中华民族150年创造力的万园之园毁于一旦的悲惨历程。可以说历史类记录片蔚为壮观，是记录片的主要类型之一，但大多以原始图片、影像资料加解说词构成，虽是本着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宗旨，但终因历史资料的有限性而在表现力上显得过于单薄。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虚拟再现成为可能，创作者可以通过文字与图片资料还原已成云烟的历史奇观，这是穷尽语言的修饰也难以达到的效果。中国记录片的发展历程与国际记录片的发展道路颇为不同，国外是以记录片电影为滥觞，而中国则是以电视记录片为起源，目前正朝着电视节目栏目化的方向拓展。记录片以关注人、人性为本，涉及文化人类学的范畴较多。我国记录片最初以关注边缘人群、弱势群体等亚文化现象获得生存空间，这契合了现代工业文明下人们对原始质朴的渴望，也映射出现代文明模式的诸多弊端，人们以此为借鉴，反思现代，比照人生。但纵览几十年来较有影响力的记录片莫属历史类记录片，如《话说长江》、《故宫》、《丝绸之路》、《大国崛起》、《圆明园》等等，这些恢弘的历史题材之作，不是定论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一种重新解读，不仅引发国人对过往辉煌的缅怀，更致力于唤起当代人的民族情怀、爱国情怀，当代意义的指向是很明确的。 现代新史学认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作为本体，只能就是现实；历史作为事实，则必然属于过去。历史事实的过去性恰恰正是依据历史本身的现实性而得以可能的。”这种新观念为历史记录片的发展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创作者可以根据基本史实，结合时代精神与自己的感悟对历史事件进行多元的解读。至于“真实”的历史在哪里，那只能由民众自己去评说、理解，并无定论。《圆明园》一片中就没有以往霸权式的解读、自我陶醉式的激昂，没有刻意强化的狭隘民族主义心态，它不试图用强硬的方式将某种观念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