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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文化、社会关系与声望的聚合体——20世纪前期华北的村庄领袖阶层《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摘要：村庄领袖阶层特指在村一级社区内占统治地位、支配地位的权威阶层。他们既是村中相对富裕的阶层，也是草根文化权威，同时，其社会资本、象征资本的拥有量在社区中也处于绝对优势。他们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象征资本等多种乡土资源的共同载体。拥有多种资源是村庄领袖区隔于其他阶层的重要指征，其领袖地位的确立也是多种稀缺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任何一种所能单独决定。关键词：村庄领袖；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10)03－0085－06引言村庄领袖阶层特指在村一级社区内占统治地位、支配地位的权威阶层。对于20世纪前期的地方精英、基层权威，学界多以“士绅”为研究对象，其成果并不乏见。然而，综观已有研究内容，有关“绅士”的日常生活品味、身份特质、活动范围，与乡镇社会具有密切关联。“绅士”富涵乡镇社会的特质，与民国以降，“绅士”的离村不无关系。20世纪初期，随着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演变，特别是新旧教育的转轨，导致“士农工商”四民社会解体，与之同步并且相关的城乡分离使社会情形更趋复杂，读书人留居城市而不像以前那样返乡,“绅士”的聚居中心由村庄移到乡镇区县，周荣德述道：“凡是来自乡村而上升得到社会地位超过父辈的绅士分子，大部分定居在市镇或城里。”［1］“那里（城镇）是绅士、政府机关、大商贾和商店，奢侈品等的聚集地。”［2］事实上，乡镇士绅比之村落权力文化网络中生成的更富有乡土特质的村庄草根领袖是有所区别的，论者对于村级领袖，虽以地主、富商［3］，受人尊敬的非官方领导［4］、“保护型的经纪”［5］等为研究对象，从不同侧面有所论及，而涉及到他们在村落文化网络中全面、多维、立体的复杂品格，尤其是经济地位、村公务之外的、在文化、生活、品味、社会交往等各个层面所折射出的阶层特质，以及领袖地位生成的多重要素，并未有专题深究详论，可谓多数学人尚未触及的盲区。正缘于此，笔者将视点聚集于草根权威———村庄领袖，从乡镇层面不断纵深向下、深入与拓展地方精英的研究，通过草根领袖地位的生成要素，分析这一阶层区隔于村庄其他阶层的特质，全面、多层次地展现草根权威领袖的整体形象，以求摹画一幅丰满、生动的乡村结构画卷。一、“乡绅”与“村庄领袖”对于村庄领袖的身份特征，在详细展开之前，有必要厘清“村庄领袖”的概念与“乡绅”称谓的关联。20世纪前期，随着“科举制”停废，“绅士”与功名学位的联系纽带断裂，其基于“士”的特征随之丧失，失去了制度化的规约保障，“绅士”成员的构成则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中，其意所指的对象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以至于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概念。罗兹曼认为：“到了30年代，‘乡绅’已经成了表示社会和财产地位较高的那些家庭的一个模糊概念。”［6］在此意义上，村一级“乡绅”与“村庄领袖”概念内涵所指已无质的区别，然而，作为草根权威，尤其是进入民国以后，“乡绅”称谓逐渐从草根民众的表述中逐渐淡出，河北沙井村有村民说：“绅士是个老名称了。”［7］笔者在祁县三合村的调查时，被调查者从未听说过“绅士”这个名词。他们将有权、有钱、有威信的人称为“当家的”。［8］其次，民国时期乡民残留的记忆中，对“绅士”的界定非常驳杂，如山东后夏寨的“地方”马会翔认为，拥有百亩以上土地的人，即使没有势力与声望，也叫做“绅士”；有学问、受尊敬的人，如果没有钱，就不能叫做“绅士”，只叫先生。［9］而沙井村的小学教师赵斌认为，“绅士”应是有学问、并且人格高尚的人，与金钱的多少没有关系。他还认为沙井村没有绅士。［10］同属沙井村的村民，前村长杨源却将村内数位新民会成员归列为“绅士”行列。［11］由此我们看到，民国以降，“绅士”称谓在民众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极低，且草根民众对“绅士”的理解也存在着多歧性，用这种在民众意识中分歧较大的概念来概括在村庄中占统治地位的阶层，无法清晰地反映出草根权威的乡土特质，而诸如“当家的”、“村头儿”、“总理”等民众俗语中自我的表述，无论哪一种称谓，都裹挟着地域性特征，无法囊括幅员辽阔的华北村庄，有以偏盖全之嫌，为此，笔者拟用“村庄领袖阶层”来归纳村庄中居于最高的社区地位，拥有统治与支配权的阶层，此种表述可以避免“绅士”概念所引起的分歧，也可将这一阶层加以概念化、规范化，以利于学术研究，尝试搭建一座沟通草根民众与学术领域对话的桥梁。二、村庄领袖的社区地位生成要素村庄领袖地位的生成与稀缺的“乡土资源”占有量有着直接的关联，“乡土资源”客观上有着不同类别，对不同“乡土资源”笔者借用了布迪厄有关“资本”的概念作为分类工具。布迪厄将决定社会地位的各种资源概念化为不同形式的“资本”，并将资本划分为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