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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刑罚的缺陷问题研究 　　摘 要 我国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处罚主要是援引贪污罪的刑罚，采用“计赃论罪”的处罚形式，以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但这并不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也容易造成量刑失衡。此外，作为一种“权钱交易”的行为，对受贿罪的处罚缺少罚金刑，资格刑的设置也不足，影响了受贿罪刑罚的实施效果。针对该罪刑罚规定的主要缺陷，本文提出了设置独立法定刑、完善量刑情节、增设罚金刑、合理配置资格刑、严格适用并逐步取消死刑等完善受贿罪刑罚的措施。 　　关键词 受贿罪 刑罚 罚金刑 资格刑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7-080-02 　　一、现行刑法中有关受贿罪刑罚的规定 　　根据现行《刑法》第386条的规定，对于受贿罪的处罚依照第383条贪污罪的数额、情节和法定刑论处，即援引贪污罪的刑罚进行处罚。现行刑法对受贿罪的处罚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设置的刑罚种类相对齐全。现行《刑法》第383条对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共分为四款，有四个量刑档次，主要采取自由刑为主，生命刑和财产刑为辅的刑罚原则，其主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附加刑包括没收财产。刑罚方式设置相对齐全，便于法官在审判时确定适用何种刑罚方法和幅度。 　　其次，受贿所得数额由五千、五万、十万分为四个档次设立相应的量刑幅度，还规定了情节较轻、较重、严重和特别严重等概括性情节的量刑幅度，并在量刑时综合考虑犯罪情节。这种设置既限制了法官任意适用刑罚的权限，又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再次，除规定有主刑和附加刑外，受贿数额较少、危害性不大且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给予行政处罚，采取非刑罚的处理方式。 　　二、受贿罪刑罚规定的主要缺陷 　　现行刑法对受贿罪刑罚的规定既反映了国家立法机关在立法时将贪污罪与受贿罪视为同质犯罪，也反映了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受贿罪刑罚格局。但现有设置对受贿罪的权力性、贪利性等特点认识不足，缺乏科学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以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不符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 　　虽然，受贿罪与贪污罪都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但这两种犯罪的性质完全不同。贪污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财物的所有权，该客体更侧重于侵财性。因而，以财物数额作为其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是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而受贿罪则不然，它更侧重与渎职性，其本质在于掌握国家权力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出卖手中的权力而获取请托人的贿赂，是一种“权钱交易”行为。①受贿数额只能量化不法交易中的钱财，而不能表现出不法交易给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造成的损失大小。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受贿人收受或索取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财物”，而扩大到更多的非财产性利益，仍以财物数额定罪量刑将无法适应受贿罪的发展趋势。因此，以财物数额为依据，对受贿罪进行定罪量刑是不科学的，无法反应“权钱交易”背后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损失。 　　（二）“计赃论罪”的处罚方式容易导致量刑失衡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出现一些案件的受贿数额虽然相差不大，但由于其他犯罪情节轻重的不同，导致社会危害性差别很大。现行刑法“计脏论罪”，容易造成犯罪数额相同，但其他量刑情节不同，社会危害性差别较大的犯罪只能在同一量刑幅度内量刑。相反，一些受贿数额不同，但其他情节相同、社会危害性相当的犯罪却不能在同一量刑幅度内量刑，导致量刑失衡现象。 　　（三）量刑情节过于模糊 　　尽管刑法在规定受贿罪要比照贪污罪的法定刑来处罚的同时，也规定了“根据受贿数额及情节进行处罚”以及“索贿的从重处罚”。但对受贿罪的处罚还是以数额为基本依据，情节只是辅助依据。受贿罪法定刑的幅度过于宽泛，如个人受贿10万元以上的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死刑；而量刑情节又过于模糊，对“情节较轻”、“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都未进行明确的规定。这种设置容易导致“同案不同判”的量刑结果，也容易使人民更加“迷信”受贿罪定罪量刑的重要决定性因素是受贿财物的数额。此外，受贿罪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因而其法定刑的设置也应当综合考虑受贿行为对客体的侵害程度，以该程度为基础，设定不同的量刑情节。 　　（四）缺失罚金刑 　　罚金刑是西方国家对受贿罪进行处罚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我国刑法只在第387条对单位受贿罪规定了罚金刑，但对自然人受贿罪并未规定罚金刑。这种规定与受贿罪的贪利性不协调，与世界立法趋势也不一致。②对具有贪利性的受贿罪科处罚金，给予其经济上较重的处罚，能够有效地打击其犯罪动机，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③台湾学者林山田就认为，罚金所造成的痛苦在于缴纳罚金而造成的无法满足物质享受的间接痛苦，也具有剥夺自由刑的本质。④虽然受贿罪的法定刑中规定了没收财产这一附加刑，但它只适用于受贿数额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