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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代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立法的考察 　　摘 要 我国在《刑法修正案（七）》中确立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一新罪名。它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该罪由于被纳入刑法的时间不长，目前对于该罪的认识及研究相对较少，但如果考察我国古代以来的立法来看，还是能够找到与该罪相似的立法。本文试从我国历朝历代亲属犯罪立法分析入手，重点考察了唐朝、明清的相关法律规定，并就古代立法与我国当前的刑法规定进行比较。 　　关键词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古代立法考察 刑法 　　作者简介：毕大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一处助理检察员。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2-254-02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一种犯罪，在我国古代，与现行刑法中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类似的犯罪是亲属犯罪。对于亲属犯罪，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法律中都有所反映。 　　隋唐以前，当时的朝代还未就亲属受贿单独立法。笔者所能查到的最早的关于亲属受贿案例发生在西汉成帝时期，据记载一名叫王立的监狱官，其管辖下的一名在押犯人为了受到王立的照顾而行贿其妻子。王立在知道这件事后感到不安而自杀。在其妻受贿这件事上王立在事前并不知情，但从王立“惭恐”而自杀说明了他担心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至于王立妻子当时却并没有受到司法机关的惩处。从上述可以看出汉朝对于官吏亲属受贿似乎采取只处罚官员本人而不处罚其亲属的措施。还有一个案例发生在三国时期，魏国有一个为官清廉的人叫张赫提，却因其妻子受贿而被判处死刑，被皇帝诏令在家里自尽。他在自尽前召唤妻子加以斥责，说明其妻子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不承担刑事责任。这个案例同样体现了这一时期对于亲属受贿采取刑官不刑亲的处罚措施。 　　盛唐时期的辉煌体现在法制领域就是制定出了使后世敬仰、代表古代立法水平缩影的《唐律疏议》。《唐律疏议》的立法水平即使今天的我们也不得不对其叹服。在唐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立法者针对官员亲属犯罪所设立的严密精细法律条文，感觉出了对于该类犯罪的重视程度。唐律疏议第146条记载：“凡监临之官家人，于所部有受乞、借贷、役使、买卖有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在官非监临及家人有犯者，各减监临及监临家人一等。”唐律没有笼统的规定亲属犯罪的主体，也没有认为所有人都可以是此类犯罪的当然主体，而是按照具体的职务、相关人员之间的亲缘、社会关系将主体作了分类，间接规定了其范围与外延。公务人员与其亲属是唐律中亲属犯罪的主角。官员的官职大小，其亲属的官职大小，官员是否知情，是否与亲属同谋、串通，这些在唐律中都被划分为不同种类的主体加以区别。在行为方面细分为四种行为。区分官员亲属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动接受贿赂，还是主动向别人索取、勒索贿赂物，“乞”，指“乞取”、“强乞取”，相当于现在官员对求其办事人的索贿或者勒索。“借贷”类似我们今天向别人借钱或者向银行贷款一样。上述除了比较常见的接受型受贿外，还加入了不常见或者比较隐蔽的受贿类型。我国当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规定类似于唐律中“受乞”的意味。但也有观点认为，“索取请托人财物”中的“索取”不一定只是勒索，有可能并未使用勒索手段，只是向当事人进行暗示要求其进行贿赂。从这种观点出发，可以得出我国当前刑法规定的索贿的含义范围要广于唐律的规定。但我国当前刑法在受贿类型上只规定了接受型受贿，并未如唐律那样明文规定其他类型受贿，相对规定范围要窄于唐律。对于各种行为的轻重程度及处罚也做了规定。如“强者，加二等。”当前刑法则必须符合“数额较大或有其他较重情节”。唐律中官员的官职越大，其社会影响性也越大，其违法犯罪处罚也越重。官员在贿赂行为中是否知情也十分重要。在监临不知情的情况下，亲属受贿数量的差异对于定罪量刑的影响也作了规定。总之，唐律对于亲属受贿的相关规定在当时是相当完备的，考虑到了几乎该考虑的各种特殊情形及相对应的处理措施，后代立法大多是对其进行模仿或者加以修改，其影响力也传播到其他受中华法系影响的国家中去。 　　明朝律法规定，对于不知情的官员不用承担刑事责任。《大清律例》的规定与《明律》差不多，但也有些变化，如增加了家人收受财物按官吏受贿处罚，加重了对亲属的处罚力度。当时的高官往往认为不需要对其家眷进行行为上的限制，其亲属也往往认为有靠山而在日常行为中有恃无恐，明目张胆进行受贿、索贿，在此过程中这些高官并不能对于其家眷的每一次受贿行为都了如指掌，但一旦事发，高官即便真不知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