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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军人法律地位 　　摘 要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强调“精神因素在战争中占据最重要的地方。精神力量渗透着全部军事领域。”重视战斗精神的培育，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正确体现，是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下中国军队的现实需要，也是信息化条件下打赢局部战争的必然要求。历史长河中中国军人战斗精神的盛衰恰恰是军人法律地位变迁的真实写照。提高军人的法律地位。发挥法律的权威性、持续性和强制性作用，明确军人的使命意识，增强军人的参军荣誉，激发军人的杀敌热情，消除军人的后顾之忧。提高军人法律地位，不仅是战斗精神生成的源源动力，而且也是战斗精神持续发扬的法制保障。 　　关键词 军人法律地位 战斗精神 军队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7-201-02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身处烽火硝烟、枪林弹雨的前线官兵有无强烈的军人荣誉、坚定的革命信仰、顽强的战斗意志、以及分心的后顾之忧，乃至后方有无充足、优秀的后备兵员都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甚至是民族的命运。而这些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都需要战斗精神的感召。 　　战斗精神是军人信念、意志、信心、勇气、作风、心理等精神因素凝结和升华而成的一种潜在的精神状态和品质。它内含听党指挥的政治立场，能打胜战的英雄气概，作风优良的纪律意识等等。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强调“精神因素在战争中占据最重要的地方。精神力量渗透着全部军事领域。”重视战斗精神的培育，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正确体现，是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下中国军队的现实需要，也是信息化条件下打赢局部战争的必然要求。培育战斗精神生成的途径，包括思想教育、战斗演练、心理训练、权益保障等。其中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提高军人的法律地位。发挥法律的权威性、持续性和强制性作用，明确军人的使命意识，增强军人的参军荣誉，激发军人的杀敌热情，消除军人的后顾之忧。提高军人法律地位，不仅是战斗精神生成的源源动力，而且也是战斗精神持续发扬的法制保障。权利的确认与保护以及义务的履行和监督构成了军人法律地位的核心要素。政治荣誉权，物质保障权，优待抚恤权，退役安置权的充分与否是军人法律地位高低衡量的重要标准，也是战斗精神得以形成、发扬、能动的具体条件。 　　一、历史上军人法律地位的高低对战斗精神强衰的影响 　　我国历史上军人法律地位经历了起起伏伏的坎坷路程，战斗精神的盛衰也随之波折。夏商周时期，军人享有较高的法律地位，尚武之风正浓，战斗热情高涨，战斗精神饱满。秦汉以后，军人法律地位急转直下，战斗精神也一蹶不振。中间虽偶有回升，也仅是昙花一现。近代倍受外族欺凌，与军人法律地位低下，战斗精神萎靡不无联系。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战事频繁。地处偏远、文化落后的秦国，却拥有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虎狼之师”。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秦国统治者实行军功爵制。 　　秦国通过奖励军功，营造“有军功显荣，无军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的社会氛围。授予有功将士爵位，使军人政治地位上的变迁成为可能，跃升为上层阶级。激发了军人的战斗热情和战斗荣誉。和军功授爵配套进行的是军功授田。这造就了一批起于州郡、战阵的军功地主，军人的生活得到了物质保障，这就使得布衣踊跃投身行伍，参军热情高涨。此外，秦国还相继颁布有关军人（包括家属）的优待抚恤政策。比如，对于马革裹尸的将士，死后予以表彰。《境内》中记载：“小夫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级一等，其墓树级一树。”用墓上植树的多少，彰显死者军功的大小。又如，《境内》中说“其狱法，高爵訾下爵级。”军人有诉讼，不归一般官吏审判，旨在维护军人形象，保护军功者形象。秦国一系列举措提高了军人的法律地位，有效地激发了秦军的战斗精神。杜甫“秦兵耐苦战”的诗句中就可见其战斗精神的顽强。 　　大规模频繁的兼并战争，需要大量的兵员补充，打破了夏商周只能贵族、“国人”当兵的局面，加速了文武分离的步伐。人民在经历血雨腥风、颠沛流离之后，普遍产生了厌战情绪。相对的和平加上巩固集权统治的需要，军民分离，贱民当兵的趋势无法逆转，军人法律地位急转直下。一支充斥着流民、囚犯等社会落后阶级的军队，是毫无战斗精神可言的。一直被社会贱视，世人不齿的军队，是不可能行使军队本该履行的职责。近代的耻辱便是例证。 　　自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中共明确了军人的地位和历史使命，并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颁布和实施各项政策来巩固军人的法律地位。让广大官兵明白为谁打战，为何而战，增强了荣誉感和使命感，从封建政权的统治工具上升为解放人民、实现共产主义的先进力量。中共改变了军队构成，净化了军人队伍。使原先的乌合之众质变成为先进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子弟兵，参军成为一件无上荣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