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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症告诉我们什么？2010-10-18 16:37:4919962浏览?｜?41评论 你可能认为，上次你中断准备presentation去看《老爸老妈罗曼史》只不过是你的一次小小的放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你事实上进行了一种能够揭示人类自我辨识的不稳定性和人类必须处理的复杂关系的行为。若干年前，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碰到了一个简单的任务：将一箱衣服从他所居住的印度邮递至美国。这些衣服是他的一个朋友兼同事来看过他之后落下的，所以阿克洛夫急着想将它们把它送回去。但是有一个问题：印度的官僚体系和阿克洛夫自己称作“我在这些事情上的无能”使之成为一件麻烦事——确实，他估计这将会占去一整个工作日的时间。于是他一周又一周地推迟处理这件事情。这样一直持续了八个月之久，直到阿克洛夫自己都快要回国了他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朋友恰好也要寄一些东西回美国，于是阿克洛夫得以将斯蒂格利茨（Stiglitz）的衣服连带着一同捎回去。考虑到洲际邮件的不稳定性，阿克洛夫很有可能比斯蒂格利茨的衬衫提早到达美国。 这个故事有一点让人感到安慰：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会拖延！很多人生活中都充满着一大堆未完成的任务，或大或小，噬咬着我们的良心。但阿克洛夫将这再熟悉不过的体验看成是一个谜。他真心想把衣服寄回给他的朋友，但是，就像他在1991年的论文《拖延和顺从》（Procrastination and Obedience）中所提到的那样，“八个月里每早醒来我都决定第二天早上去把箱子寄给斯蒂格利兹。”他永远都将要把箱子寄出去，但那一刻从不到来。后来成了行为经济学的中心人物之一的阿克洛夫意识到，拖延可能不仅仅只是一个坏习惯。他认为这揭示了关于理性思维的限度的一些重要问题，并且可能帮助我们理解包括毒品滥用和储蓄习惯在内的形形色色的现象。自从他的论文发表以后，拖延症研究变成了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领域，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争相加入。 学界人士经常很长时间都在自我主导的形式下工作，因而特别容易拖拉：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大学生有拖延现象，而涉及到这个现象的文章又往往以作者表示这是自己的问题而结束。（这篇文章也不会是例外。）但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的学术讨论并不是一群学究在试图合理化他们的怠惰。就像在《时间的小偷》一书中——由克里索拉·安德鲁和马克·D·怀特编写（牛津出版社；65美元） 的关于拖延的文集，囊括了从严格的理论探究到惊人的客观实际的一系列文章——众多专家讨论的那样，这种趋势向我们提出了基本的哲学和心理学问题。你可能认为，上次你中断准备presentation去看《老爸老妈罗曼史》只不过是你的一次小小的放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你事实上进行了一种能够揭示人类自我辨识的不稳定性和人类必须处理的复杂关系的行为。确实，拖延症研究的中心人物，经济学家乔治·爱因斯理（George Ainslie）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拖延的习惯“就像时间的形态一样根本，并且不妨可以被称作基本冲动。” 拖延被称作人类的基本冲动可能不无道理，但直到现代早期它才开始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来被考虑。这个短语本身（由拉丁语衍生而来，意思是“推迟到明天”）在16世纪进入英语；到18世纪，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将它描述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具有的重大弱点之一”，并且对他自身的这种倾向感到失望和痛苦：“我无法克制责备自己一直忽视那些最终不得不做的事情，并且每一刻的闲散都增加了我的痛苦。”而这个问题看起来一直在变得越来越糟糕，根据卡尔加里大学商业教授皮尔斯·斯蒂尔（Piers Steel）的研究，从1978年到2002年，承认自己有拖延症困境的人数百分比翻了四番。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拖延症视为一个典型的现代问题是有可能的。 这个问题同时也惊人地昂贵。每年，美国人都因为不及时报税而浪费上亿美元；哈佛经济学家大卫·莱布森（David Laibson）的调查显示美国工人已经在401(k)退休储蓄计划中放弃了一大笔的钱，只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抽出时间去签订退休协议；百分之七十的青光眼病人宁愿冒着失明的危险也不定期使用眼药水。拖延症还给商业和政府造成了多余的成本：近期的欧元危机就是因为德国政府的踌躇不决；以通用公司的破产为代表的美国汽车工业的消退，部分是由于管理层喜欢延迟对棘手的问题作出决定。（在阿里克斯·泰勒（Alex Taylor）最近的通用公司史《60对0》里面，关键结论之一就是“拖延症无法创收。”） 哲学家们对拖延症的兴趣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它是希腊人称作akrasia的现象的一个有力的例证——做出有违于最佳判断的事情。皮尔斯·斯蒂尔将拖延症定义为，出于自愿地推迟某事，尽管你知道这样的耽搁会让你更加难受。换一句话来说，如果你只是说“尽情的吃喝玩乐吧，因为明天我们就死了”，那么你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