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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的浙江戏剧 一、浙江现代作家在话剧形式引进中的奠基作用 标志着中国戏剧由传统走向现代、富有现代性特征的，是新的戏剧形态——话剧从国外的舶来。一般而言，中国话剧的正式登堂入室并公开亮相，大概是通过两条路径，经过一大批作家和戏剧家的不断探索、实践而实现的。一是北路的南开学生演剧活动，一为南路的春阳社戏剧活动。在北方，南开新剧团在校长张伯苓的率领和直接指导下，提倡新剧“藉演剧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的宗旨，直接从西欧引进了话剧这种新的演剧样式，南开学校逐渐成为我国北方话剧运动的中心，为推动全国话剧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在南方，受到在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进行早期话剧演出活动的影响和启示，王钟声（浙江上虞人）于1907年在上海成立春阳社，并组织演出直接根据译本改编的《黑奴吁天录》，轰动整个上海剧坛，这是话剧通过日本对西方演剧样式的间接移入。上述两条传入途径，对浙江话剧的诞生和发展，都有重大影响。无论是对新的演剧形式的实践和尝试，还是对这种新的样式的推介，浙江作家都留下积极的身影，对中国话剧的开创功不可没。 在1906年日本东京成立的春柳社中，有一个浙江籍的作家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中国早期话剧的开拓者之一、著名作家李叔同（祖籍浙江平湖）。在东渡日本之前，李叔同就在上海编撰出版新剧《文野婚姻》。他同曾孝谷一起受到当时日本十分兴盛的“新派剧”的感召，醉心于这种能够逼真地表现现代生活的新型戏剧艺术，又得到日本戏剧家的指导，于是在日本正式成立春柳社演艺部，发布成立“专章”，明确提出“改良戏曲，为转移风气之一助”，宣告“以开通智识，鼓舞精神”为宗旨，“以研究新派演艺（以言语动作感人，今欧美所流行者）”为目标。他们的首次演出，使中国有了“写实的、模仿人生的、废除歌唱全用对话的新戏”，“从那时起，台上才开始用幕、布景，戏的编排按四、五、七幕，有了独幕剧”（1）。在第一次演出中，演出的剧目为法国作家小仲马的《茶花女》中的阿芒父亲访问玛格丽特和玛格丽特临终两幕。李叔同刮掉胡须，男扮女装，扮演玛格丽特，表演得十分认真。首次演出获得了成功，引起了各方人士的关注。几十年后，张庚曾对这次境外的演剧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次演出，是中国话剧史上十分值得纪念的一次演出。无论从内容、从形式、从技术上来说，都有相当的成功，给当时观众以及后来剧运的影响都是很大的。”（2） 李叔同等在日本投身新剧的经历和倡导，对以后国内话剧的开展和借鉴，起了一定的作用。其后，李叔同还长期在浙江开展话剧和文学活动。正当春柳社李叔同一行在日本上演根据美国小说改编的《黑奴吁天录》并波及国内时，上海出现了由著名新剧活动家王钟声领导的春阳社和第一所新剧教育机构——通鉴学校。王钟声，上虞人。1907年到达上海后，受到春柳社在海外演剧的启示，成立春阳社，并组织演出了由许啸天直接根据译本改编的《黑奴吁天录》，轰动了上海。这可以说是中国职业新剧之始。此后，他与从日本归来的春柳社成员任天知合作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新剧学校，广泛搜罗新剧人才。1908年春，他们在上海演出了《迦茵小传》，这是中国本土第一次公演的真正现代话剧。王钟声始终坚持通过舞台现身说法，宣传革命，编演过许多歌颂革命先烈的英雄业绩、抨击满清王朝反动统治的新剧。他曾经与刘艺舟一道在日本考察过戏剧，研究新的舞台演出形式、布景制作和舞台技术，回到上海后对当时的戏曲改良很有影响，对新剧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事，王钟声在上海起而响应，穿戴演戏时的军装，径直去参加攻打制造局的战斗。上海光复后不久，王钟声接受陈英士的秘密派遣，到天津鼓动军队反正，结果事泄被捕，为清政府杀害。王钟 （1）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论》，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 （2）张庚：《中国话剧运动吏初稿》，《戏剧报》1954年第1期） 声将自己的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他十分钟爱的新剧活动，用自己的鲜血，在浙江乃至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在北方早期话剧的传播中，论及浙江人的贡献，应提到一个响亮而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周恩来。周恩来，原籍绍兴。1914 年，周恩来和其他两位同学一起在南开学校倡议组织新剧演出活动。年底正式成立“南开新剧团”。热爱戏剧的周恩来曾担任剧团的布景部副部长。这是中国北方第一个正规的学校业余话剧团。周恩来不仅善于演出，为剧团骨干，而且，他在1916年的《校风》上刊发的《吾校新剧观》一文，是世纪初的一篇系统地阐发戏剧问题的理论文章。《吾校新剧观》强调了话剧的社会功效，认为新剧负有“重整河山”、“复兴祖国”（1）的神圣使命，具有通俗教育的重要性。同时，文章还对话剧艺术的本质特征提出了精辟的见解，称新剧“言语通常，意含深远，悲欢离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