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法理学中的定义与理论..docVIP

法理学中的定义与理论 H. L. A. Hart著，支振锋译 就如在许多其他领域一样，对于法律的有些方面，我们总是能够知晓但并不理解。许多阴影常常使我们的知识晦暗不明，它们不仅在强度上变化多端，遮蔽光明、投下这些阴影的障碍物也是纷杂多样。消除它们不能够仅仅采用同样的途径，并且，除非我们能够找出困扰的特征，否则我们就不清楚自己需要采用什么手段。 在分析法学的那些问题中，我拟探讨的那诸多困扰都可谓掷地有声。这些问题往往通过对某些定义的探寻而得以表征：法律是什么？国家是什么？权利是什么？占有是什么？我之所以选择现在这些论题，是因为在我看来，通常的定义模式并不适合于法律的领域，而且还使得对法律的阐释更为复杂；我认为，对这种定义模式的使用，在某些方面导致了实践中法理学与现行法律研究的离异。而且它还助长了这样的一种印象，认为存在某些特定的基本概念，对于这些概念，法律学家们如果不进入某一令人望而生畏的哲学观点的丛林，就别指望去阐明它们。但愿我能够指出，事实并非如此；无论那些法律的概念多么重要而且基本，只要据其特征采用适当的方法，都能够阐释清楚。这些方法我们的先辈们也曾偶尔涉及，但只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才对它们有了充分的理解与发展。 如我上文所涉及的那些问题，“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法律？”“什么是权利？”都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同样形式的话语可能会被用来探求法律或政治制度的一种定义，或者其原因或其目的或其证成或其起源。但是，为了避免它们与其他问题相混淆，倘若我们将这些对定义的要求转述为“什么是‘国家’一词的涵义？”“什么是‘权利’一词的涵义？”那些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可能就会容易感到不适，好像这使得他们的问题平凡琐碎而无足轻重了似的。因为，他们所要的本来难以从一部词典中得出，而对他们的问题这一转化却表明这是可以的。这种不适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并且值得重视：它强调了下述事实，即那些问这些问题的人并未要求人们教他们如何正确地去使用这些词汇。这一点他们知道但却依然莫衷一是。仅仅给出一些示例，说明哪些可以被确切地称为权利、法律或法人，或者提醒这个提问者说，如果对此他仍然困惑不解，他可以自由地抛弃公共惯例，随心所欲地使用那些词语；这些都不是问题的答案。[1]因为困惑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尽管这些词汇的一般用法已众所周知，但它们并未得到理解；它们之所以不被理解，是因为和其他绝大多数日常用语相比，这些法律词汇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它们的变异性。比如“法律”一词，有时候它的一个变异之处是，它适用的情况千差万别，这就使得起初试图从该词的运用当中抽象出一条规则的做法受到阻碍；然而我们确信，即便在此，差异的表面背后所存在的，也是一条某种形式的规则，而不是一个任意的惯例。因此，尽管要去说明，不同的人都被叫做汤姆这一现象所依从的某条规则明显是荒谬的；但在国内法的范围内，去问为何大量种类各不相同的规则会被称为法律，则不会让人感到荒谬。同样，问为何国内法与国际法都被称做法律而不管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不同这样的问题也不会让人感到荒谬。 但是，在此种或者其他情况下，我们会为一种不同但却更为棘手的变异所困扰。定义诸如“法人”、“权利”，或者“责任”这些词汇的最初的努力揭示，这些语词与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绝大多数日常用语则与其对应物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我们在定义日常用语的时候，也会指涉到它们。没有什么能够简单地“对应”这些法律词汇的存在，并且，当我们试图定义它们时会发现，在我们用来详细说明各种人（persons）、物（things）、身份（qualities）、事件（events）与程序等（processes）——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的定义中所提出的表达，从来不是这些法律词汇的精确的等同物，尽管它们通常以某种方式与这些法律词汇联系在一起。在表述那些法人团体概念时，这种表现最为明显。通常人们认为，法人不是一个自然人的序列或者集合。但对于其他法律词汇而言，同样也是如此。尽管一个人具有的权利往往指的是某种预期（expectation）或权力（power），但对“一项权利”的表述并不能与类似于“预期”或者“权力”的词汇简单等同——即使，我们为它加上“基于法律”或“由法律所保障”的定语。因此，尽管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有义务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但“义务”（duty）一词并不像普通词汇那样去代表或者描述任何具体事物。它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作用，这使得通常关于义务的定义形式如“义务指的是……”等等看起来都相当不妥。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困难，并且它们部分地说明了某个相当显著的方面，也就是，由于这些天真的对法律基本概念之定义的探寻本应产生大量的并且相互冲突的理论，因此，不仅仅所有著作甚至所有学派的法学思想的特征都可能以它们对“什么是权利？”、“什么是法人？”这类问题所给出的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