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关系..docVIP

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层级与农民负担 委托代理关系：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 委托代理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为：18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在西方一些国家不断的发展，使得交易范围扩大和资本积累增加，企业的规模也随之增大。于是，由资本所有者完全独立控制企业的经营活动越来越受到所有者所具有的精力、时间、相关知识、管理能力的局限性的限制。当企业所有者不能亲自经营企业或亲自经营企业的效益不能达到理想预期，而将企业交给他人代为控制和经营时，这就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理论的代表性人物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把委托代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关系，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即委托人）聘用另一人（即代理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代理人。[1]在这种情形下，就很难避免代理人利用委托人的授权从事与委托人的根本利益不相一致的活动，从而导致委托人利益的损失。这种损失便被视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下的 “代理成本”，它包括：（一）向代理人支付的薪金、奖金等费用；（二）代理人为追求非货币物品所导致的企业成本上升和利润减少；（三）由代理人的决策与使委托人利润最大化的最佳决策之间存在的差异所导致的企业效率的损失。[2]随着对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化，人们认识到委托代理关系不仅存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而且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迈克尔·詹森和威廉·梅克林认为：诱导某一“代理人”开始去使“委托人”福利最大化，这一问题是相当普遍的。在所有组织中和所有合作社工作中——在企业的每一个管理层次上，在大学里，在合伙公司里，在联合体里，在政府机关里，在工会里，以及在委托代理关系就像在表演艺术和不动产中那样普遍并有规范分类的关系中，该问题都是存在的。[3]布坎南认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重要差异并不在于人们追求的价值或利益的不同，而在于人们追求他们的不同利益时所处的条件。[4]他假定政府并不是普济众生式的救世主，政府工作人员也有自己的物质利益，并首次把经济人假定和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计算引入政治决策的分析，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因此荣获198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显然，政治领域存在委托代理关系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在逻辑。 法国的大思想家卢梭认为，人民订立契约建立国家，人民便是国家权力的主人。主权在民思想的确立，彻底推翻了君权神授、主权在君的专制传统、使民主政治的发展成为可能。[5]但是，在民主政治实践中，直接民主囿于多种现实条件的制约而不能实行，取而代之的是代议制民主。也就是说，拥有国家权力的全体人民（居民）人人亲自地参与管理国家具体事务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建立一个特殊的组织——政府(一开始为中央政府)，并将管理国家的权力交给政府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具体事务。于是，就形成了政治领域的委托代理关系。我们称之为政府委托代理关系。此时全体人民（居民）是国家所有者，是委托人，中央政府是代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标志着主权在民的思想在我国已发展成为了民主政治的实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何种领域的委托代理关系，当委托人或代理人是组织时，由于组织不可能超脱人而独立存在，它的行为和意图也是靠具体的人来体现的，所以组织作为委托人或代理人就等同于组织的成员处于委托人或代理人地位。在本文中，为了行文方便，我们把政府的所有组成成员分为有权位的领导人和无权位的办事员，并统称为工作人员。因而政府作为委托人或代理人就是政府工作人员作为委托人或代理人。 二、政府层级、居民与政府委托代理关系 在代议制民主政治模式中，政府在得到了全体人民（居民）赋予的管理国家权力后，就应以全体人民（居民）的意志和愿望来管理国家具体事务，以得到全体人民（居民）的普遍支持。为了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构建适当的政府管理幅度，这样就不仅要建立中央政府，而且要成立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不同层级地方政府共同构成一国的政府体系。施蒂格勒于1957年发表的《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一文中，精辟地论述了地方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在他看来，以下两个原因可以足以用来说明地方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一是同中央政府相比较，由于地方政府更贴近于自己管辖区内民众，在获取和了解有关这些民众的信息方面更具备优势，因而也就更有优势了解到管辖区内选民的效用和需求；二是同一管辖区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对不同种类与不同数量的公共物品进行投票表决，这就是说，不同的地区应有权自己选择公共物品的种类与数量。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施蒂格勒在论及地方政府存在的必要性时并没有否定中央政府的作用。因而，一方面，各国政府体系中都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另一方面，由于多种原因，各国政府层级又不尽相同。显而易见，各国政府层级特征取决于该国地方政府层级特征。我国目前有五级政府，是世界上主要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