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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观主义的可能出路4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悲观主义的可能出路 　　二、任何情况下国家之间都要坚持接触谈判，在相互妥协协商中解决彼此间的冲突或弱化冲突。人与人之间的误会、敌意加深往往来源于不接触、不交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加剧几出同理。麦克纳马拉反省美国敌人臆想的步步升级、越南战争的最后爆发，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当时的约翰逊政府根本没有作通过接触、谈判来解决越南问题的打算，或者说在他们看来这根本不切实际。其实约翰逊的思维又并不仅限于约翰逊，认真追究起来此乃冷战时代美国冷战政策制定者们的通识，而且冷战的最初形成也正导源于美国与苏联的拒绝接触谈判。美国旧金山《保垒》杂志副编辑戴维·霍罗威茨曾经在1965年写过《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披露杜鲁门总统以及他的后任者们如何迷信于“让实力说话”，而对耐心细致的谈判妥协毫无兴致。二战之后“轴心国”被制服后的乱局甫定的世界，马上面临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如何与“共产主义”的苏联相处，杜鲁门的回答是，上任刚刚十一天即对来访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一顿不客气地训斥，指责苏联有意破坏了雅尔塔协定。并且自日本投降以来，美国一直在不停顿地进行军事扩张，如增加军费、生产原子弹、在海外建立空军基地，还有后来杜鲁门干脆于1947年3月在国会发表演说，认为美苏乃属两极无法和解的冤家。当商务部长亨利·a.华莱士在1946年7月一份给杜鲁门的备忘录中指出美国的这些行动不能取信于俄国时，杜鲁门的反应是立即要他辞职。而在同年3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当华莱士指出，“过去数月发生的事件已把苏联人推回到1939年前对‘资本主义包围’的恐惧中去，使他们重新抱有那种错误的信念，认为整个西方世界，包括美国在内，都是不变地、一致地怀有敌意的”，并提出要与苏联人用和解的方式解决问题时，杜鲁门同样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理睬华莱士的这封信”。〔16〕杜鲁门的考虑再也简单不过，美国的实力举世无比，只要美国坚定不移地展示和加强自身的实力地位，那么，苏联在与美国的“竞赛”中肯定将会实力不支而甘拜下风举手投降。悲观主义所导出的实力崇拜使杜鲁门无法相信通过和谈能使美苏和平相处，以致自美国1945年11月单方面中断三大国会议后美苏国家领导人之间十年没有举行会晤，虽然其间邱吉尔几次倡议美苏举行最高会谈，苏联方面也屡屡向美国表达出这样的意愿，然而杜鲁门和另一个有名的“冷战斗士”杜勒斯却始终不为所动。它后来造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则是世人皆知，美苏不仅由原先时的盟国变成敌国，而且双方都投入了全力展开你死我活的军备竞赛和海外地缘争夺之中，最后的局面是两国所储存起来的核武器足够毁灭地球上百次，人类多次处于了核战争边缘的惊险而差一点“灰飞烟灭”。及至六十年代肯尼迪开始觉察到这乃是一个悖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是最有被战火化为废墟危险的两个国家”〔17〕时，他才因此呼吁人们把和平作为“世界最重要的课题”，而且认为这种和平不是依靠实力强加于人的和平，也不是由于苏联这一对手改变了信仰或放弃了它原来的立场而导致的和平。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接触，“铁幕”一旦存在和人为地建立起来，接触、交流和谈判的渠道一旦被堵死，那么，隔阂和分歧将因为彼此间的猜疑而越来越深，相互间发生敌对的可能性及其程度也将越来越高。1966年底，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曾制定一个十四点计划，邀请北越“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谈判”〔18〕，然而约翰逊总统对此丝毫不抱希望，腊斯克的计划最终自然没有很好贯彻执行，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也便逐步升级，越陷越深。深历战争的麦克纳马拉则从战争中体验到了武力之外因素的重要性，辞职后的他向美国公众和整个世界发出了另外的声音：“我强烈地呼吁，我们的行动应该基于这样的原则：多方协商决定，共同承担责任——这是从越南得到的又一个教训。”〔19〕 　　越战后的麦克纳马拉其实并不乏知音。1954年6月，在围绕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和谈期间，邱吉尔以一种显然同美国战略假说相对立的措辞直率地谈论了东西方冲突的问题。他宣称：“唠叨又唠叨总比战争又战争好……我赞成我们应当试试和平共处，来一个真诚的尝试。……我恳求你们给他们一个机会去领会巨大物质福利的前景；如果一定要我作一次预言的话，我倾向于认为他们将不会抛弃这样的机会。”〔20〕冷战开始前夕曾发表过“铁幕”演说的邱吉尔后来思想变了，他意识到悲观主义还应该有另一条出路。“唠叨又唠叨总比战争又战争好”，今天的我们仍需要铭记这样的真言。 　　三、要想方设法在国际民主的前提下建设愿意共同遵守的国际制度。敌人想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在于具体国家的思维方式上的偏执，一方面也在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的“囚徒困境”，有什么样的国际体系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状况。有鉴于此，国家之间必须敞开对话、交流的大门，在冲突、谈判、妥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