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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唐代礼治、法治的治国方略 [内容摘要]：《唐律疏议》是唐代立法的杰出成果，它对后代立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唐律涉及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等多方法学领域。其中关于身份、家庭、婚姻以及与之有关的诉讼行为的立法，最能体现其作为中华法系集大成之作。但唐代采用礼法合一的封建伦理法对于法律的发展也产生消极影响，对现今的法治的发展构成了阻碍。要实现真正法治社会必须树立法治意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才理性地回归到法治社会建立过程中来，我国法治社会的建立一定会实现。 [关键词]：唐律疏议；礼治；法治；民主 唐高宗永徽年间颁布实行的《唐律疏议》是封建法典的楷模，是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是唐代立法的杰出成果。唐律总结和发展以往历代立法的经验，将封建立法推向高峰，对后代的立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治国作为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必然需要一套完整的指导思想，首尾一贯的治国理念。由此，强盛的唐王朝产生了中华法系列的代表作——《唐律疏议》。本文试图以唐律为切入点对唐代的治国方略作初步探讨。 一、法与礼的关系 中华法系之最大特点莫过于礼法的结合，礼与法之间的关系——“相辅而行，不可缺一”。 最初的“礼”，原是人们供奉鬼神的一种习俗。礼逐渐由祭祀仪式发展成高速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阻碍着社会的发展，礼逐完善详备，成为兼容并包的庞大体系。《汉书#8226;礼乐志》叙述得较为详细：“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①……从治国的角度看，礼与法有着相似的起源，作用和地位。他们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统治者的利益和统治秩序。关于礼法关系，当代学者杨鹤皋这样总结：在战国之前，法在内容上与“礼”相通，指对人们进行引导和禁止的条文规定……战国之后，随着成文的制定公布和变法的开展，礼与法日益对立，……。在内容上，法将传统道德、习惯以及个人的议论等排除在外，专指由君主和官府颁布的命令，从而有别于礼。但他们仍然有着共同的目的和作用，仍然共同为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服务。中国古代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以礼为核心的“礼有等差”宗法社会。而当古代社会面对着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治社会与“礼有等差”的封建社会时，往往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集中体现在基于伦理关系而形成的亲情义务和以国家统治为基础的法律义务之间。那么如何协调礼与法之间即亲情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使他们能够更好、更有效的共同维护社会的存续？即情法并立，互为轻重；即不以发伤情，又不以情淹法，共同为治。 在唐代，封建等级制度已经非常的完备，封建礼教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早在两晋时期，统治者就任为“礼治”是法制的灵魂。“贵贱有等，长幼有序”的儒家“礼治”思想成为晋代法制的指导思想。在南北朝，“纳礼入律”的思想进一步加强，这也为日后唐律中礼法之完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礼法之先河。唐律作为一部完备的封建法典，其律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唐律涉及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等多个法学领域，包罗万象，其立法技术空前完备，可谓之疏而不漏。唐律在诸多领域的立法中最能体现其作为中华法系集大成之作的应该是关于身份、家庭、婚姻以及与之有关的诉讼行为的立法。分析如下： 第一，封建特权制度下的礼法思想 法律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了的行为规范。这决定了它要求全体社会成员，不论其社会地位、亲属身份、自然性别如何，均得无条件遵守。关于这一点，不仅先秦法家曾经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并竭力提倡，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确立以后的历代皇帝、官吏也多有认识。然而，由于宗法亲情对于整个社会的深重影响，中国古代法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向宗法伦理倾斜；法律规范就靠于亲情关系，往往因为法律关系人的亲情身份而改变。 首先，以夫权、父权为核心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是唐代国家制度的重要基础，也是古代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唐律为了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对婚姻家庭制度以法律强制人们遵守。法律成了维护以夫权、父权为基础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有力工具，从而使得尊卑、长幼、夫妻之间在法律上具有明显的不平等地位。而这种不平等则集中体现在确立家长的全面统治权和将“不孝”列于“十恶”当中。在婚姻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的过程中，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维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原则、维护“一夫一妻”为基础多妾制，“七出三不去”的离婚制度。 当礼治与法治产生冲突时，法律对于亲情作出了让步。“先卑幼，后尊长”这种等级差别被机会均等的法律原则加以强制力的保障。法律本身仍然是公正的，它并没有袒护任何一种具体的人，只是保着一种含有社会内容的自然关系；而在自然关系中，人人机会均等。 某种法律制度的不公正因素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将其建立在一定的自然基础上，那么这一制度往往仍能为社会所接受，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