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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士的精神 会下中国象棋的人都知道，当将帅危机要输棋的时候，常常靠支士或舍弃士来保护将帅。士，在危难时就应献身。古有“士可杀不可辱”，那是中华民族推崇的一种极其高尚的精神。经过中华民族历史漫长的演变过程，士的这种坚毅献身精神逐渐地被淡化、异化、边缘化了。其结果是，一个具有辉煌历史文化的泱泱大国，历史上遭受了诸多外来侵略者的欺辱，本应早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本应先于世界列强而崛起，却不得不放慢了前进的步伐。 士，战国时期泛指介于卿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只要掌握了一定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都可谓之士的阶层。例如，现代演生过来我们仍在使用的称谓：学士、硕士、博士、护士、医士、教士、居士、隐士、力士、勇士、壮士、志士、义士、有识之士、贤能之士等，对献身国家民族利益而死的人，我们要封为：烈士！足见士这个称谓举足轻重。应当说，每一个列为士阶层的人，都应怀有“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那么在古代，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士呢？孔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孔子弟子子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王子垫问孟子：“士何事?”孟子：“尚志。”曰：“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如士得已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又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古训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视为士的做人原则。可见，士应当是有毅力、百折不挠、危急情况能献出生命、不贪利益、无论穷富都守道义的人。 “士可杀不可辱”出自《礼记·儒行》：“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 战国末期，秦国即依靠众多投靠而来的游士，变法强国，从而灭六国建立秦始皇的统一帝国。从赵高的指鹿为马开始，阴鸷的强权对士的阳刚正气开始了挑战，阴诈的权变小人在华夏大地凿出了与“士可杀不可辱”抗衡的强大暗流，从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里开始涌动，并且不断掀起对“士可杀不可辱”精神摧残的恶浪。 楚汉相争，从小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不务正业、来自流氓无赖的刘邦，战胜了自小严格受过传统教育、出身贵族、血气方刚的项羽。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的项羽，江边自刎而亡，临死前还将自己的头颅笑令追兵领赏，其“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震撼了刘邦手下的将领和士兵。我们都记得南宋著名词人李清照曾为此留下词一首，“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歌颂了人中豪杰项羽的英雄气概。曾纪鑫所著《历史的刀锋》认为，项羽之死标志着中国最后一个真正贵族从肉体到精神的消亡，我完全认同这一观点。项羽出身贵族，系统接受的传统教育应是：仁、义、礼、智、信。这些成为项羽的人生行为的准则，因而他光明磊落，鸿门宴上阻止了范增和项庄暗杀刘邦的阴谋。相反，刘邦阴柔狡诈，不受礼义廉耻等做人原则的约束，打败了项羽，拿到了天下，开创了汉朝。但我认为历史同样也成全了项羽，成全了这位赫赫有名的西楚霸王不投降、不受辱、不苟且偷生的勇士精神！自刘邦开创汉朝以来，“成者王侯败者寇”从此流传开来，成为中国人评判历史人物的价值标准。韩信的胯下之辱得到称颂，彻底战胜了“士可杀不可辱”的崇高精神。这面民族精神大旗倒下了，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至今，我们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叛国者都嗤之以“汉奸”！汉朝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多以汉人自居的中国人从刘邦、韩信身上看到的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顾廉耻，流氓小吏刘邦坐了皇帝成为汉高祖，泼皮无赖韩信当了大将军，可谓功成名就啊。什么诚信、忠诚、正义、礼义廉耻等在历史的进程中，多被这些阴险、奸诈、背叛、玩弄权术的厚黑技艺所替代，美其名曰：“识时务者为俊杰 ”并有“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能屈能伸”的俗语。历史上刘备的儿子刘禅乐不思蜀，石敬瑭甘当儿皇帝，近代汉奸汪精卫曲线救国等等... ...比比皆是也。 从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起两千多年以来，人们原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悄悄地迷失，缓慢地异化为士可杀也可辱了。北宋的靖康二帝身为皇族，不以身殉国却甘当俘虏，贵为皇帝却苟且偷生。南宋不与金兵积极抗争，却在南方偏安一角苟延残喘。难怪辛弃疾发出无奈的感慨：“郁孤台下青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虽有北宋杨家将南宋岳家军拼争抵抗，但是整个朝廷框架是一把软骨头，国家充斥着投降气息，士的精神几乎荡然无存，大宋王朝能不亡吗？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列强签署了众多的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积累的巨额财富被大量掠夺走了。八国联军几万人的军队竟然能从天津一路如入无人之境杀进北京，逼走了大清朝的皇帝、火烧了圆明园，还要割地赔款。事后很多国人则不断痛骂慈禧太后这个女人坏了事，试问：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