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体系中迷失与定位：以“河地”上石头之归属为个案 .docVIP

公有制体系中的迷失与定位：以“河地”上石头之归属为个案 内容摘要：在一些水流流经的我国山区农村，河地上的石头被大肆盗取。这是否侵害了山民的合法权益？石头上可能成立环境权与所有权等权益类型，其中所有权的救济思路更具可行性。沿着土地改革乃至更早时期以下的历史线索，可以找到石头所从属的物，即河地与山岭为集体所有的依据，进而据以论定石头的权属。 关 键 词：石头；河流；山岭；集体所有权；环境权 山野居民利用家门口的山水资源搞旅游开发，吸引城里的观光客。然而，一些贪婪之徒竟然大肆盗取河谷、山地上钟灵毓秀的石头，卖给城里的园林部门与建筑商，给山民留下满目疮痍。[1]当他们不得不像秋菊一样进城要“说法”，以求保护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资源的时候，才感受到：再偏远的山村也避不开恢恢法网，只有解决了山水资源的权益归属，才能合法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理直气壮地对盗石者说“不”。 该案涉及的河流虽不具备通航条件，但是我国的山区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因而此类溪流上的利益归属攸关广大山区农民的利益。盗石者觊觎的石头散布在河床、河滩、河堤或者堤防外的护堤地（本文统称为“河地”；唯有的河流可能没有人工堤防与护堤地。）、山坡上，或包藏于河地、山体中。本文主要从“河地石”入手，依以下思路展开：石头上至少可成立环境权与所有权等权益，何者得为农民的请求权基础？在所有权思路下应基于河流，抑或土地所有权的视角论定河地的归属？若基于土地所有权视角，就会遇到现行法律对此类资源财产的权属界定不明晰的问题。法学者不应忽视小小石头背后的法治命题，笔者无意在石头的权属问题上斤斤计较，而欲通过探寻河地、山岭等资源财产归集体所有的渊源，质疑公有制体系中“国有优越”的体制倾向。[2] 一、环境权视角的分析 农民可否就此向盗石者主张环境权的救济？以环境权，尤其是私权性的环境权为据在我国的法制语境中寻求救济，存在两方面困难。首先，实定法上的环境权制度尚未最终生成。各国宪法中几近雷同的环境权宣言及其所体现的“人人有权，人人有责”的环境权基本理念固然有特定内涵，[3]也足以说明环境权尚未走完从应然到实然的生长过程。时至今日，即使在许多已经制定并实施着环境法的国家，环境权仍未得到法律的普遍认可。[4]“良好环境”标准的模糊性固然妨碍了该制度进入法律，更重要的消极因素应是将该权利私权化的困难——很难在环境的整体性属性的基础上清晰地界定个体环境权利的边界。 其次，本文所指的商业利用形式不合环境权的制度价值。环境权调整环境与各种环境要素上的生态利益，以保护人们对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的利用与享受，[5]对环境的经济价值的利用则需通过产权安排。客体上的两种价值分属不同主体时，互相会有所限制，以形成平衡的利益共享格局。农民对山水资源的商业开发超出赖以为一般生活环境的限度，一般应以合法产权为基础。盗石者固然破坏了其生活环境，但更重要的是降低了环境的商业开发价值。退一步讲，即使给予救济，也不易准确评估环境破坏的程度。纵然可以恢复原状为准，也须明确“复原请求权”的基础究为所有权，抑或环境权？笔者认为，商业开发虽然直接利用环境的生态属性，最终仍为取得其上的经济价值，故应以产权为基础，因而实际上产权构成这种请求权的基础。所以，如果可能，确认所有权是更有利的救济思路。 二、所有权视角的分析 首先，石头是否构成独立的物？石头散布于土地、山坡上，或藏于土地、山体中，未必构成法律上独立之物，应视性状而定。就“性”而言，如依法构成矿产资源，即构成独立于土地的物，应属国家所有。构成与否，应依该法及其实施细则对矿产资源的定义，并参照细则所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加以认定。 不构成矿石的，再依“状”而论。如果藏于土地或山体中，自应属于各该物的成分，不构成独立之物。如果位于河地或山体之表，可轻易与之分离，亦应构成各该物的成分，除非合法地将其分离，比如依法采石、采砂等，石头均不构成独立之物。 故而就“山石”而言，其应属于山岭所有人。依《宪法》第9条规定，山岭原则上属于国家所有，例外地属于集体所有。这一规定可谓“确定而不明晰”：其虽然指示由“法律”规定得属于集体所有的山岭，但是别无一部现行法律明确何种山岭得归集体所有，因而确定具体山岭的权属仍“无法可依”。况且考虑到“国有资产流失”的政治风险，恐怕无人有意继续这一历史遗留的立法任务。因而只能尽力寻找些许历史线索。 1950年实施并于1987年失效的《土地改革法》（简称《土改法》）将山岭的国家所有作为例外，只明确大荒山、矿山（第18条）以及原归地主所有的大茶山、大桐山（第19条）得为国有。1954年《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该条延续《土改法》的原则立场，应为土改成果的宪法确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