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化中自然法 .docVIP

在进化中的自然法我的法律哲学，主要不外乎二点。第一点是：自然法是一切法律之基础；第二点是：自然法不是死殭殭地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与时俱进的有机体。因此，我的法律哲学，可以用一个标题来概括：在进化中的自然法。 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初期，我曾留学德国，从当代最享盛名的法学家斯丹木拉（Stammler）先生，研究法律哲学。斯氏是一位新康德派的领袖，他曾用过“具有变化内容的自然法”（NaturalLawwithavariablecontent）这句话。就表面上看，“具有变化内容的自然法”和我现在所讲的”在进化中的自然法（agrowingNaturalLaw）”意义似乎相同。然而二者的含义，实有一根本的不同点。事实上，斯氏并不相信自然法，因为他认为自然法是一种形上的观念。虽然在他1896年出版的巨作-《经济学与法律》-的第三十三节中，曾用“具有变化内容的自然法”一词，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假借性的用法而已。然而在该书1906年再版时，他却把“具有变化内容的自然法”一词，更改为“一个客观的公道法律之可能性”（DieMoglichkeiteinesobjectiverichtigenRechtsenkalts）。因为他是一位新康德派的领袖，所以他是一位批判的理性主义者，他希望把所有形上和本体上的假想和难题，一概避而不谈。虽然他主张法律的概念和理想，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可是他只论到人类思维所及的范围，而不能替形上的世界讲话。斯氏对法律的概念所探讨的问题是：法律一词的普遍意义是什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斯氏将法律的概念，逐步演绎如下： （1）一切人类经验的各种不同形式，不是印象，便是意志。法律很显然地是属于意志的领域。因此，无论什么法律都是意志。 （2）人类的意志不是与个人的生活有关，便是与社会共同生活有关。法律很显然地是与社会共同生活有关。因此无论什么法律，都是有关社会共同生活的意志。 （3）社会共同生活的意志，有二类可能的方式：一类是可以自由服从或不服从，不受拘束的任意性规范；另一类则是受外在权威的制裁，而具有强制性的规范。法律显然是属于后者。因此，所有法律都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关于社会共同生活的意志。 （4）然而仅仅具有强制性的，关于社会共同生活的意志，尚不能称为法律。为了被称为法律，那规范不能是一种擅断的命令，即使是一个主权者的擅断命令也不能称为法律。申言之，法律不能由于一个主权者逞一时之好恶，任意加以违背或修正，法律一经公布施行，连同主权者在内，一体均受其拘束。所以斯氏获得一个结论：法律是不能任意改变的，具有强制性的，关于社会共同生活的意志。 斯氏以为，法律的理想在于公道，他对公道所下的定义是：“各个法律意志的指南。是根据自由意志人的纯粹群体之概念而定的。”从这一极度抽象的理念，斯氏对公道的法律推演出四条普通的原则，并将它们分成二类：第一类是两条互敬的原则，第二类是两条分享的原则。互敬的原则便是： （1）任何人的意志，均不应被制于他人武断意志的支配。 （2）任何法律的要求，仅能以对方负义务者仍能有同为人的生存为限度。 分享的原则便是： （1）一个法律社会的成员，既受该社会法律的支配，即不能任意被摒除于该法律社会之外。 （2）法律赋予一个人处分权时，其排除性只能以被排除的人，仍能有同为人的生存为限度。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由上述第一类的上下文我们可以得知，“仍能有同为人的生存”的意思，就是“仍能维持他的人格尊严”；而由第二类的上下文观之，“仍能有同为人的生存”的意思，便系“仍能够维持他做人的起码生活。” 这些原则诚具有强烈人道主义的意味；它们同是植根于人类的尊严，和其生活之所需上面的。然而就我个人而言，斯氏似乎不需要运用其所偏爱的逻辑来获得它们，以致使他的哲学治丝愈纷，而且过分的人为化。我并不明白，这些原则何以渊源于“自由意志人的纯粹群体”。我宁愿认为，斯氏在生活和法律方面，所表现的强烈道德观念和基督教的正义感，使他对这些原则，义不容辞地作有系统的排列。我个人则毫不犹疑地将它们并入为自然法的原则。 我目下对斯氏法律和公道哲学的态度，很像奇儿孙（Gilson）对康德学派的批评，他说： “或许康德的伦理学只是一种基督教的伦理，但与使它合理化的基督教形上学截断关系了，虽然仍是一座堂皇的朝宇，只可惜它的根基已被破坏！” 当我正在斯氏门下受业时，我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荷尔姆斯先生（JusticeHolmes）仍不断保持连系。虽然我对他们二人均甚尊敬，可是没有其他两个人的思想，比他们两人更为歧异的了！斯氏说：“法律是不能任意改变的，具有强制性的，关于社会生活的意志”；荷氏则说：“法律不过是测度法庭在事实上将作如何判决的一种预言，如此而已。”斯氏在法律的探讨上，常不停地说：“逻辑第一”，荷氏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