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权力和以道德约束权力 .docVIP

道德的权力和以道德约束权力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这是中国古代儒家德法兼用、德主法（刑）辅思想的简明概括。现在我们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时，又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这固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不妨借鉴先秦儒家德治的某些合理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思想是：德治的主要锋芒，是要求执政者为政以德，以道德约束统治者的权力，规范掌权者的行为。本文拟就儒家的德治思想试作新探，并由此论及道德也可以成为一种权力，即社会权力，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可以起到约束国家权力的辅助作用。〔１〕 孔孟的德治旨在约束为政者 通常，人们在阐释先秦儒家倡导的德治时，多是援引孔子的一句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此说明儒家的德治，旨在以德化民，以德治民。诚然，孔孟言论中确有此意，但不能说明这是他们主张德治的主导思想。 只要我们全面考察一下孔孟关于德、礼、仁、义等大量言论，就不难发现，他们讲德治，主要是针对统治者的。 孔子要求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下引皆出《论语》，不另注）为国以礼（《先进》）。他讲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颜渊》），修己以安百姓（《宪问》），约之礼则可以弗畔（《颜渊》），礼让为国，则无往不顺（《里仁》），上好礼、义、信，则民莫改不敬服、不用情，如是则四方之民来归（《子路》），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政者正也（《颜渊》），苟其身正矣，于从政乎何有？（《子路》），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子路》）……凡此等等，无不是对为政者而言的。 孟子强调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他把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讲王道、行仁政。孟子见梁惠王，劝他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他认为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梁惠王上》）。他极力主张以德服人（《公孙丑上》），反对暴政。对那些不仁不义，残民以逞的国君，孟子声言独夫可诛，暴君当伐。……这些也都更明确地将德治的主要对象指向统治者。 此外，荀子更直接论到以王道约束权力：人主者，天下之利执也〔２〕。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荀子·王霸》）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王霸》）。 至于对老百姓，先秦儒家的观点则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对他们主要是采取孔孟的先富后教的方针和惠民政策。孔子主张富民，既富矣，教之。（《子路》）孟子说：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否则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这也就是所以礼不下庶人、小人喻于利的原由。孔孟讲德治，主要不是向小民施教化，而恰恰是要求统治者施惠于民，即所谓德以施惠。（《左传·成公六十年》）。 孔孟企望以德来约束君王权力，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处于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春秋战国乱世，诸侯争夺兼并，滥施威权，杀人盈野，民不聊生。孔孟基于民本思想，劝君王克己以拯民于水火，施仁政以收拾民心，实行王道以巩固统治。当然，这在当时群雄争霸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被视为迂阔之论；完全以德治，也是行不通的。他们游说诸侯不能不以失败告终。但这不并等于其为政以德、以道德约束王权的思想完全不足取。后世改朝换代之初，开国君主一般能吸取前朝权力腐败的教训，自觉以德律己，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唐太宗，《贞观政要·仁义》），贤臣也不时以此进谏帝王，尚不失孔孟之遗风。历代的官箴也是用来告诫官吏为吏之道，如《百官箴》《臣轨》《政训》《为政九要》《御制官箴》等等，主要是讲为官应恪守的政治道德准则，以忠信仁爱、清正廉明、勤政敬业等等道德规范来约束各级官吏权力的专横。 当然，汉唐以后，天下一统，德法兼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义》)。德治除保留了某些约束帝王的内容外，重心已转移到以三纲五常教化小民，防民犯上作乱。宋明清代，更以礼教吃人，已渐失孔孟之初衷。 总的说来，孔孟德治着眼点在抑制王权，保民惠民；比之法家法治的严刑峻法、以力服人（《商君书·开塞》），矛头主要是对付臣民，不是抑制，而是以法、术、势扩张君王的统治权力，则儒家的统治策略要比法家开明得多。 关于孔孟主张对统治权力约之以礼、以德行仁的思想，日本法学家石川英昭似已有所觉察，他说：儒家所主张的是统治者必须有德性，在儒家中，存在着抑制统治者权力的思想，以有德的统治者的存在为前提，也可以认为是监视行政官僚的行为的制度。〔３〕西方学者日尔内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也说：如果某人认为儒学仅仅是为政府服务的官方意识形态，那就错了。它恰巧经常是在官方对立面的一个武器。〔４〕我国有的学者也指出：体现着道德的’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