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宇案折射的自由心证和法律判决对社会规范的影响..doc

彭宇案折射的自由心证和法律判决对社会规范的影响. 彭宇案的判决使社会上产生了对使用自由心证原则的许多争论。     自由心证是现代法官判断证据证明价值的一种制度原则，本文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案件判决中为提高案件判决的效率，有必要使用自由心证制度。同时，为保证案件判决的公平、公正，自由心证原则的使用也受到来自法律、自由心证保障体系和法官（法院）间的竞争及社会规范的制约，这些制度安排能有效的约束法官任意使用自由心证原则，确保案例判决的公正、公平。      最后，认为 案件的判决结果会改变人的行为预期，从而改变社会规范。论证了法官判决对社会规范的影响。 　　一、引言：来自彭宇案的问题 　　2007年7月，南京的一位老太太将青年彭宇告上法庭，称对方撞倒自己，要求其赔偿十几万元的损失。彭宇则称自己好心帮助那位老太太，将她扶起送她去医院，却反被诬。彭宇称，2006年11月20日，他在公共汽车站好心扶起老人，并送其去医院。不想，受伤的徐老太太及家人得知胫骨骨折，要花费数万元医药费时，一口咬定是彭宇撞了人，要其承担医疗费。被拒后，老人向鼓楼区法院起诉，要求彭宇赔偿各项损失13万多元。2007年9月5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这宗各有各说法的“疑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法院认为：小伙子的见义勇为一说缺乏事实证据，不予采信。依据公平原则，判决小伙赔偿老太各项损失45876.36元。 　　这是一场侵权赔偿诉讼，适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换言之，在这个案件中，只要老太太不能证明小伙子撞了她，小伙子对老太太的摔倒就无需承担任何责任。然而，受理该案的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认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彭某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老太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彭某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老太的家人到达后，他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老太的家人将老太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某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判决书见“民事判决书（（2007）鼓民一初字第212号”）。 　　法院的判决结果与公众的反应形成了很大反差。网友几乎一边倒相信并支持彭宇，并感慨现在好人难做。南方日报、北京青年报等国内几十家媒体在第一时间对本案的判决进行了质疑，并对本案之判决对社会信用和正义之负面影响给予了极大的忧思[1]. 　　质疑和争论还在继续下去，焦点集中于为什么在法律判决中要使用“自由心证”，如何保证“自由心证”下之判决的公证性和合理性，法官判决对社会信用（正义）等社会规范具有什么样的影响等方面。 　　二、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是指法律不预先设定机械的规则来指示或约束法官，而由法官针对具体案情，根据经验法则、逻辑规则和自己的理性良心来自由判断证据和认定事实。自由心证这一定义完全是相对于证据评价的另一种方式法定证据而言的。法定证据是指法律预先对认定案件事实所需要的证据和证据的证明力作出规定，法官运用证据和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受到法律的约束。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是在诉讼活动中，法官判断证据证明价值的两种不同制度。 　　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自由心证将选择和适用经验法则的权力委之于法官，使法官根据每个具体案件证据情况的不同而作出妥适的判断。相反，法定证据制度则以法律的形式预先将个案中应当适用的经验法则加以规定，以排斥法官作出选择的自由。两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对自由心证制度而言，将事实判断委由法官依据其学识经验自由进行，由于没有既定规则的束缚，有利于适合个案中的具体情况，作出妥当的事实认定，但是其缺陷就在于容易导致法官的专横；对当事人举证而言，也因事实认定的不确定而不易进行证明活动。法定证据制度则刚好相反，从当事人举证的角度说，只要当事人的举证履行了法定的方式，符合法定的前提条件，那么其主张的事实即为无争议的事实，就足以排除对方当事人对争议事实真假的异议或者是法官的疑问，不论法官是否确信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作出事实判断。 　　审理案件强调自由心证，并非纵容法官进行恣意的判断，而是必须以案件审理中的资料为基础。在大陆法系国家，自由心证的主要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证据的证据能力由法官作出判断。在自由心证原则下，当事人提出的证据是否具备证据能力一般由法官进行判断。原则上，一切的物和人都可以作为证据方法来利用，所以，提起诉讼后就纷争事实制作的文书，甚至传闻证言都具有证据能力。另外，对违法收集的证据只要没有显著侵犯他人的人身权也可以用来作为证据[2] . 　　2.对证据之证据力的自由评价。自由心证要求法官对证据价值可以作出自由评价，这意味着除了一些个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