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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剖析：大学文化缺席导致现代进程缓慢 作者 姚国华 　　大学是现代文明崛起的前提。近代以来所有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大学的积极作用。但大学唯有独立和超越才能具有生命力，从成立于1088年的博罗尼亚大学到1810年的洪堡大学都见证了这一轨迹。 　　中国从20世纪初大学运动仅仅昙花一现，这值得我们民族深思。在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21世纪，我们应重建逝去的大学精神。 　　5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百年校庆的贺词中说，“一个民族多一些经常仰望天空的人，这个民族就大有希望；而一个民族总是看自己脚下的一点事情，那她很难有美好的未来。”鼓励青年学子要“仰望天空”。这一勉励是对我们的鞭策。去年8月7日，本报研究评论版刊登了华中科技大学姚国华先生的《一个民族需要关注天空的人》，文中姚先生提出，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一个民族要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而不能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 　　本期我们继续发表姚国华先生的文章，剖析中国20世纪初的大学运动和一个世纪来中国大学的发展轨迹，这将会带给“大学精神”讨论更多的思考。 　　重做大国，一直是我们这个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的梦想。然而，大国崛起的关键在哪里，是兴办实业，还是革新政治，是加强武备，还是振兴教育，这在中国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无所适从的问题。 　　源于欧洲的现代文明是社会化的人工秩序建构的结果，它需要有超越性的理性思维和专业化的探索研究，区别于传统农耕文明对自然生态秩序的依赖，后者只要凭直觉经验就可以维系。因此，大学是现代文明崛起的前提。近代以来所有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大学的积极作用。 　　中国的现代进程没有一个独立的文化运动作为思想准备，只是在外力的压迫与推动下走救亡图存的道路。人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依据自己的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而是看现实有什么需要，尤其是西方的强者怎么做。因此，中国即便是办学，也是要服务于具体的现实需要，包括后来办起的大学主要是照搬西方既定的智慧来运用，缺乏独立的学理研究。 　　20世纪中国大学运动有两个高峰，一是蔡元培掌校的北大独立于社会政治与经济力量，开创了现代大学精神；二是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成为国难当口民族文化的支柱。两者对于现代中国的实质性推动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它们在百年中国的历史上都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在平常时期，超越的大学文化在功利主义和政治权力的压迫下难以生存。 　　蔡元培还曾经尝试建立独立于国家行政体系的大学制度，实现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彻底摆脱官本位对于学术超越性的扼制，其意义是深刻的。可惜由于官本位的惯性作用，这一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 　　更具现实意义的两所“准大学”左右了20世纪中国命运，这就是黄埔军校和延安抗大，它们先后各自培养了一个有救国理想的青年精英群体，成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但这只构成一时的文化动力，一旦失去生命的活力而僵化，这是中国容易陷入而必须走出的陷阱。 1近代中国没有主动建立大学 　　中国早有传统意义的大学，历代王朝都有太学一类的官方学术体系，还有发达的科举取仕制度，民间还有不随王朝更替而存在的书院体系。它们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一直是华夏文明传承的文化中心。然而，这古典的大学文化只是与农耕文明相适应，无法孕育现代工业文明。而且，正因为这种传统文化体系的高度发达与成熟，从来没有受到过强大的外部文化力量的挑战，当中国受到西方近代文明全面冲击时，人们虽然在现实生活的外层表现得越来越躁动，但越是具备深厚学识的精英，越是难以摆脱传统文化的沉重包袱，在文化的深层展开的反思与应对非常迟钝。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就被迫打开，但面对越来越强大的外来现实压力，中国直到1860年代才开始主动改变自己以图自强。然而，这场洋务运动也只是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出发，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尝试着在工具和器物层面引进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却并不改变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思维方式。这时人们还对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抱有完全的自信，他们需要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而已。 　　因此，洋务运动并没有建立现代意义的大学，只有为接受西洋器物服务的人才培训，诸如翻译西方语言的同文馆，培训西方技术的船政学堂、矿业学堂、工艺学堂、医学堂等等，以及培养军事人才的武备学堂。 　　只有当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相互的交往与冲突日渐深入，才有人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中国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与西方现代的物质文明并不能直接结合，因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与技艺，是以深层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决定的。西方的器物与技术建立在特定文化基础上，这就是近代科学体系。用严复的话说，一个文明的体与用是分不开的。西方文明的背后有它无形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