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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任侠日记中的丁玲 　　常任侠是著名的东方艺术史家、诗人。他一九三一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后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研究东方艺术。一九三六年底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国立艺专、东方语专等校教授。在一生的日记中，留下许多文化界、教育界的珍贵史料。其中有关丁玲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一九三五、一九三六两年。（见《常任侠日记集?两京纪事》，台湾秀威资讯科技有限公司2011年版）一九三五、一九三六两年，是丁玲生命中的重要年份。她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绑架，被关押于南京三年。她这三年的南京生活，留下的史料很少。因此，常任侠日记中的内容就弥足珍贵，可以为我们了解丁玲这段历史，增加新的线索。 常任侠（留学日本时） 丁玲（1931年） 《常任侠日记集?两京纪事》台湾秀威资讯2011年版 　　丁玲晚年在《魍魉世界》中说，她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押送南京后，先后被关押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还有几个月被“幽禁”在莫干山上，几乎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许多人怀疑她“已经不在人间”。直到一九三四年五月，她搬到明瓦廊以后，特务才对她放松监视。她从此也“稍稍开了一点门”，恢复与外界的接触。继在夫子庙一家小茶馆遇见张天翼和高植之后，方令孺、谭惕吾、沈从文得到消息，也都来看望过她。 　　常任侠日记有关丁玲的内容，始见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也就是丁玲搬到明瓦廊，“稍稍开了一点门”之后。当时常任侠在中央大学实验学校执教，任高中部主任，同时与汪铭竹、艾珂两人编辑《诗帆》杂志，在诗坛上已小有名气。他于二月二十六日记：“上午上印刷所，下午上日文。德华告诉我，丁玲同高植来玩，电话曾邀余。及下午赴艺术教室，则偕其子去矣。” 　　接下来两天的日记，也都与丁玲有关：“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同方令孺、丁玲两女士，雇一马车，游孝陵灵谷寺及灵园花房。晚间请两女士吃北平面饼，皆尽饱。”“二月二十八日，同风子、高植午餐于丁玲女士处（彼住将军庙祁家桥吉如里一号二楼蒋宾之先生）。其同居冯达患病，午餐后同丁玲及其子玲玲（子名麟女名慧）、风子、高植游古林寺，至金女大参观。” 　　从这三条日记看，常任侠认识丁玲，可能是高植和方令孺介绍的。在这次见面之前，他没有见过丁玲。所以第一天错过了，第二天便约了方令孺，去丁玲家回访。日记里提到的德华，是徐德华;风子，即郁达夫的侄女郁风。这两人都是画家，当时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从潘玉良习油画。 　　最值得注意的，是括弧里的“住将军庙祁家桥”一句。丁玲在《魍魉世界》中说，她于一九三五年春天，最后搬入苜蓿园之前，“先后住在明瓦廊与螺丝转弯”，没有提将军庙祁家桥。我想她没提祁家桥的原因，可能是在这里住的时间很短，后来忘记了;但却可能是她搬到苜蓿园之前，住过的最后一个地方。因为这之后常任侠再见到丁玲时，丁玲已经搬到苜蓿园四十四号。遗憾我见闻不广，不知道蒋宾之先生是谁，有关情况还没有查到。 　　这次见面后不到一周，常任侠便去了日本，报考东京帝大文学部。两人再次见面的时间是同年九月常任侠暑假回国之后。可能常任侠回国后不久，便听说丁玲病了，在中央医院住院治疗，九月五日便与方令孺约好，“礼拜日下午同至丁玲处”。不料当天方令孺有事外出，两人未能依约去看丁玲。四天后，才于“下午四时，同方令孺女士赴中央医院视丁玲病，彼住楼上二七七号，患气管及消化器病甚剧”。常任侠在这一条日记里，还提到丁玲已经搬了家，“近居苜蓿园十八号对面茅舍中，其同居冯君，已患肺病经年矣。”这两件事，既可能是方令孺告诉他的，也可能是丁玲当天告诉他的。 　　苜蓿园地处中山陵附近，“坐落在中山门外一个小村庄里”。丁玲说，她选择这处地方，是因为这里是南京近郊的风景区，“城外空气好”，方便病人休息和养病;加上她“总想躲开人，越远越好。……恨不得一下搬到国民党管不到的地方，那就更好了”。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即房子是她自己找的，还是中统安排的？丁玲说，苜蓿园的房子是左恭帮她找的，“房子小，质量不高，房租也不贵”。但当时任中统第四科科长的万亚刚在《记丁玲》中说，丁玲搬入苜蓿园是中统安排的。他说丁玲所住的苜蓿园四十四号，本来就是中统建造的，“为中统领导人周末休闲之所”。故亦绝非如丁玲所说，“房子小，质量不高”，而是一座“洋式平房”。“中统特将她夫妇与姚蓬子一起，安置在那里，待她不谓不厚”（《国共斗争的见闻》，台湾李敖出版社1995年版）。两人说法相去甚远，谁对谁错还需要探讨。 　　我认为万亚刚的说法，可能更接近事实。道理很简单，丁玲住在苜蓿园时许多人去访问过，都见过这所房子。少青在《最近的丁玲女士》中说，房子是“四开间西式平房，粉红色的墙壁，茅草盖顶，十分清雅”。丁玲住在这“四开间房子之一半，中间是客室，靠东的前房是她的书房，后面即是她的卧室”。“房的四周都是草地，窗下林木成阴，前面更有一个大空地”，总之，“很够一个作家的住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