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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魏晋时期的吏治与官德 　　摘要：秦汉魏晋时期的史料记载了大量廉洁清正和不谋私利的官员事迹，他们为后世的官员树立了廉吏典型。这些官员道德生活事实启示我们：要整顿吏治，培养良好的官员道德，一靠法治措施，二要上层的率先倡导，三要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只有三管齐下，才能真正保证官员的自我道德提升。 　　关键词：秦汉魏晋;吏治;官员道德 　　中图分类号：D6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为官的廉洁清正和不谋私利既是官员作为臣子为国尽忠的一种道德表现，同时也是由忠德延伸出来的一种官员个体政治生活道德规范。重温秦汉魏晋时期的吏治和官德状况，对今天党和国家反腐倡廉、整顿吏治不无借鉴意义。 　　秦朝奉行法治，虽任用刑罚，但并不排斥对官员的道德教育。《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为吏之道》不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文献，同时也是最早的一部具有为政清廉思想雏形的重要文献。[1]在这部文献中，秦朝对官吏的首要要求是：“凡为吏之道，必精?e（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严刚毋暴，廉而毋刖，毋复期胜，毋以忿怒??。”即应当保持自身纯洁，不同流合污，公正坦率，谨慎小心，不轻信他人，不徇私情，做官淡泊，不可以追求利禄，赏罚分明。简文中提出“吏有五善”中的“清廉无谤”和“吏有五失”中的“居官善取”都是对为政清廉的倡导。秦朝统治者重视官吏的德行廉洁，“以吏为师”的做法更使这一道德意识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目前的材料尚看不见秦朝吏治腐败的记录。 　　 汉承秦制，汉高祖即位之初便下诏：“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以重论之。”反映汉初法制情况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盗律》对严厉惩治受贿和行贿行为有明确的规定：“受?g以枉法，及行?g者，皆坐其臧（赃）为盗，罪重于盗者，以重者论之。”[2]16其《置吏律》规定对推荐保举不廉洁官员者也要问责：“有任人以为吏，有所任不廉、不胜任以免，亦免任者。”[2]36汉文帝也曾规定“吏坐受?g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汉书?刑法志》）。汉景帝三次下诏痛斥吏治腐败，要求对官吏“货贿”行为予以惩治。汉武帝时贪污受贿情况已比较严重，故于元光元年（前134年）采纳董仲舒建议，下令郡国每年各举孝、廉各一人。表彰任用以廉著称的郅都、赵禹、张汤等酷吏，并进一步加强刺史巡行监察制度，于元封五年（前106年）具体规定了刺史监察范围的“六条问事”，其中大多涉及管理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剥戮黎民。汉宣帝时更是运用物质赏赐和精神嘉奖来表彰廉吏，其中著名的廉吏尹翁归去世后，赐其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祠”（《汉书?尹翁归传》），对廉吏黄霸除下诏表扬外，“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汉书?宣帝纪》），同时加大反贪力度，御史萧望之私用官府车马回家探视，接受部属贿赂，被无情免去职务。东汉光武帝明确把选廉作为任用官员的标准，规定“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东汉会要》卷二十七《选举下》） 　　 正是由于汉代统治者在制度上对官吏队伍廉洁的重视，加之帝王的亲身倡导，使得两汉史书中廉吏层出不绝。如西汉前期“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汉书?循吏传》）武帝时李广“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得赏赐辄分其麾下，终不言家产事”（《史记?李将军列传》）宣帝朝廉洁清正的官吏更多，在整个《汉书?循吏传》所记16位中，宣帝朝就有11位。东汉光武帝朝廉吏亦复不少。如孔奋镇守姑臧，“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奋在职四年，财产无所增。”当时光武初年，天下尚未太平，士人多不修节操，而孔奋“力行清?e”常被人耻笑，有人认为他干着一个肥差，却“不能以自润，徒益苦辛耳”，但孔奋的廉洁无私却得到姑臧吏民及临近羌胡的肯定，在他将要离职时，舆论评价“孔君清廉仁贤，举县蒙恩，如何今去，不共报德！”人们聚集“牛马器物千万以上，追送数百里。奋谢之而已，一无所受。”（《后汉书?孔奋传》）宣秉在光武初任司隶校尉，“性节约，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后拜大司徒司直。“所得禄奉，辄以收养亲族。其孤弱者，分与田地，自无担石之储。”（《后汉书?宣秉传》）董宣耿直而不畏强暴，任洛阳令时，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奴仆白日杀人，被湖阳公主包庇。董宣拦住湖阳公主的车，强令奴下车而杀之。公主诉于刘秀，“帝大怒，召宣，欲棰杀之。”董宣叩头请得自杀，以头击楹，流血被面。刘秀无奈“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光武深受感动，“因敕强项令出。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由是搏击豪强，京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