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战争”与“科学的社会研究”.docVIP

“科学战争”与“科学的社会研究”【内容提要】由一本《高级迷信：学术界的左派及其对科学的责难》所引发的“科学战争”，加上一篇《超越界限：论量子引力的有转化力的解释学》的讽刺之作的发表，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重新引发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所谓“两种文化”的传统争论。这场“战争”至今仍未平息。本文简要介绍了这场“科学战争”的来龙去脉，对隐藏在这场“战争”中的诸多问题和背景进行了必要的分析，试图说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必要性。 【正文】事情的由来1994年，美国拉特格斯（Rutgers）大学物理系教授勒维特（Norm-an Levitt）和格罗斯（Paul R.Gross ）出版了《高级迷信：学术界的左派及其对科学的责难》（Higher Superstition:The　Academic Leftand Its Quarrels with Science，以下简称《高级迷信》）一书，由此引发了一场范围广泛的“科学战争”。按照勒维特的说法，《高级迷信》一书的主要意图是想向公众揭露在大学（尤其是在美国大学）中存在的对自然科学的普遍敌意，这种敌意大部分是由社会学家和那些在“文学理论”领域工作的人的“煽动”造成的。勒维特和格罗斯尤其对“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of science）这一研究科技与社会文化互动整合的新兴综合学科表示出强烈的不满，认为这种研究误导了大众。在他们看来，把科学与一般的人类活动放在一起考察，无异于降低了科学的身份，也无形中是在给科学抹黑。在书中他们还对美国的女性主义进行了批评，虽然问题可能更复杂一些。在勒维特和格罗斯看来，他们的观点既严肃又简单。如果一个人本身对自然科学中的一些术语的准确含义、适用范围都没有弄懂，那最好不要急于把这些术语加以推广，尤其是不要用它来分析社会问题。换句话说，一个人要想有资格谈论某学科，最好先弄懂该学科中哪些是骨头，哪些是肌肉，哪些是神经，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该学科的问题何在等内容。妄谈对它的引伸含义，只会得到含糊不清的“真理”。作为一个观点体系的现代物理学，是不能被随意加以解释的。他们非常怀疑那些对物理学思想的“历史解释”。在他们看来，这些推测性“解释”的价值仅仅只能作为经不起推敲的传说存在。他们要求学术界，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界一定要注意理性、证据与逻辑。他们大胆地提出如下过于自信的问题：不管是多么天才的社会理论，在过去的世纪里，有过什么进展吗？它们对重要的社会事件做出过真正让人信服的解释吗？做出过任何可靠的预测吗？在他们看来，人文科学界对于所有这些提问都不能给出肯定的回答。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暴露出一些自然科学家身上的那种过分傲慢的心态。 在他们看来， 除了自然科学方法之外， 所有其它的方法都是nonsense（胡说八道）！这当然不符合事实，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许多人文学者的愤怒。事实上，对社会历史进程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却正是社会文化理论。必须承认，人文社会科学由于牵涉面广、变量多，因而呈现出理论的多样性。而这恰恰是现实的复杂性造成的。自然科学家理应对人文社会科学家持一定的“宽容”态度。人文社会科学家由于没有现成的方法可用，常常从自然科学家处“借用”甚至是“偷用”一些最新的成果和方法，这情由可原。至于在“使用”这些方法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则是另一回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相互结合，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高级迷信》这本书并非想阻挡这一趋势，而是针对人文学界过于混乱的状况，强烈要求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律而已。书出版之后，引起了整个学界的一片哗然。人文学者纷纷著文对之回驳，而一些赞同他们观点的人也毫不相让。这场被称之为“科学战争”的戏正式上演了。正当这场“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一段戏剧性的“插曲”——“索卡尔事件”（Sokal Affair）——又把这场“战争”推向错综复杂的高潮。长期以来，纽约大学的数学物理学教授索卡尔（Alan Sokal）就对流行于美国的所谓“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深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些方法缺乏精确性，词义不清，排除科学和理性，与科学方法的精确、求实相去太远。所以他决定写一篇“开玩笑”的文章对之加以讽刺。1995年初，他以一个“文化研究者”的身份写了一篇论文：《超越界限：论量子引力的有转化力的解释学》（ Transgressing　theBoundaries: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Gravity），寄给美国“文化研究”的重镇之一：《社会背景》（SocialText）杂志。索卡尔所写的东西，充满了从物理学和数学中借来的概念和术语，但却对之随意加以发挥。他的论文可以说完全是词语堆砌，不过是一个空壳而已。 恰好在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