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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与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比较 　　摘 要 20世纪以来，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的讨论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葛兰西为代表，参与讨论的主要是一批左翼思想家。第二次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以哈贝马斯、柯亨和阿拉托为代表，参与此次讨论的除新左派学者以外，还有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家。在这两次讨论中，市民社会的基本内涵已经发生了改变，由着重从经济维度界定市民社会，转变到主要从文化维度规定市民社会。本文旨在以探究葛兰西及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为基点，剖析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转向。 　　关键词 葛兰西 哈贝马斯 市民社会理论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一、葛兰西、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概述 　　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并不属于基础结构领域，而是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他把上层建筑分为两大领域即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把权力的形式分为两种方式即强制和同意，从而建立了上层建筑的新理论。他曾指出：“目前我们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一个可以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为私人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 。按照葛兰西的观点，政治社会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机关，即执行暴力职能的各种强制性机构，包括军队、警察、法庭和议会等，统治阶级主要通过它们进行直接统治。市民社会则是各种民间的社会组织的总体，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党、工会、教会、学校，此外还包括各种舆论机关及文化学术团体等，统治阶级通过它们传播本阶级意识形态，以赢得被统治阶级的认同。市民社会的活动主体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恰恰在市民社会活动” ，葛兰西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的观念，阐明了中世纪公社崩溃的原因或原因之一，即由一个经济阶级领导的政府的倒台的原因或原因之一，这个阶级不懂得创建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队伍以行使专政以外的领导权” 。因此可以说，知识分子就是市民社会的主导与灵魂，在这一意义上，对市民社会的争夺也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争夺。 　　葛兰西在对市民社会的独特理解基础上，还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的思想。他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领导权，一种是文化上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另一种是政治上的领导权。前者对应于“市民社会”，后者则对应于“政治社会”。在东方专制国家，政治领导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西方国家，文化领导权更为重要，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获取国家领导权的先决条件，因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就在于争夺“文化领导权”，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方式被称为“阵地战”，“阵地战是资产阶级政权未陷入危机的稳定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战略” 。 　　哈贝马斯的前期市民社会理论主要围绕“公共领域”展开论述，并将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都作为“私人自主领域”来看待，其本身又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以资本主义和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包括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及其控制机制；二是由私人组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共领域，即一个社会文化有机体系，“包括教会、文化团体和学会，还包括独立的传媒、运动和娱乐协会、辩论俱乐部、市民论坛和市民协会，此外还包括职业团体、政治党派、工会和其他组织等”。 在哈贝马斯看来，第一部分构成了第二部分的基础，但第二部分即公共领域却构成了市民社会的主体，“它实际上承担了市民社会从重商主义及至专制主义控制之下获得政治解放的语境当中的一切功能” 。换言之，市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层面，而公共领域是它的政治表现形式。 　　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哈贝马斯赋予市民社会理论以新的内涵，并据此展开对晚期资本主义更加猛烈的批判。他将市场经济体系独立出来，而主要从文化意义上界定市民社会，并引入现象学中的“生活世界”概念来代替原有的“公共领域”概念；政治与经济体系走向融合，构成力量强大的系统世界，整个社会体系被一分为三。具体言之，哈贝马斯将第一阶段中包含的私人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剔除出去，把市民社会理解为既独立于政治体系又独立于经济体系的纯粹社会文化体系，即生活世界的组织和机制，这是一个理性的领域和由话语交往建构的空间。生活世界相当于市民社会，但两个概念的侧重点又有不同。市民社会侧重于社会组织，指各种自愿性的社会团体，是经济和国家的功能行为系统之外的交往行为的自主领域；生活世界是指“人们以非对象化的参与态度介入的生活领域” ，其意义重于功能分析，它包括文化、社会和个性三部分。文化是传统的自我解释和反思系统，社会是规范调节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个性承担着社会化功能。 　　无论是早期还是后期，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生活世界”，哈贝马斯的目的都是试图重建一种理想的市民社会作为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张力场，并以此来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 　　二、二者理论之异同 　　（一）二者理论的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