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殿前投降的日军将领结局.docVIP

太和殿前投降的日军将领结局 　　“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北平市民达20多万人，太和殿前广场人山人海，天安门、端门、午门、东西华门、南北池子、南北长街，到处都聚满了人群。” 1945年10月11日的《华北日报》报道。10月10日，集中在天津、北平、保定、石家庄一带的日军的受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北京市民欢欣鼓舞，争相来到故宫太和殿广场，想亲眼看看曾经不可一世的侵略者。 　　第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代表中国政府受降，还有苏联代表巴斯里克耶夫、美国骆基中将和华顿参谋长、英国代表蓝耒纳、法国代表马至礼、荷兰代表高克等人出席了受降仪式。 　　《华北日报》生动记录了受降过程：“上午10点10分整，煤山山顶上巨大的汽笛长鸣，太和殿前受降仪式开始。由司仪隋永礼上校传达主官命令，高呼：‘引导日本投降代表入场！’命令传出后，全场立时肃静，3分钟后，日本投降代表、平津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根本博中将，协同参谋长高桥坦、副参谋长渡边渡等，及该部高级军官21人，由太和门外下车，步行入场，在礼台前，排列一行，向主官敬礼后，退至右方恭立待命。” 　　在太和殿交出战刀的21名日本军官，分别为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驻蒙军司令部、战车第5师团、118师团、第3独立警备队、第7独立警备队，以及独立混成1、2、8、9旅团的指挥官，军衔为中将或少将。代表上述投降日军在降书上签字者，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 　　根本博带动失业军官赴台重操旧业 　　完成了投降日军在中国的收尾工作后，根本博在1946年8月被遣送回国，成为一普通市民。55岁的他不知道该怎样生活，他对军队外的生活无所适从。 　　1891年，根本博出生于日本福岛县岩??郡井田村的一户普通农家。在“富国强兵”的社会氛围下，他13岁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十几岁的少年们的制服上都缀着一颗星，俨然已是一名少年军人。根本博随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几年后进入陆军大学深造，1922年毕业，乃陆大34期。返回原部队不久，根本博被调到了陆军中央机关，先后担任过驻南京领事馆武官、参谋本部“支那班长”、某部队联队长、某侵华部队参谋长，1944年11月就任驻蒙军司令官。 　　国共内战爆发，根本博看到了机会。1949年6月26日，根本博带上一个叫吉村是二的翻译，悄悄来到宫崎县延冈市的海边，装作出海钓鱼，登上一条小船，向台湾偷渡。小船在海上飘摇两周之后到达基隆，出乎预料，一上岸就被作为偷渡者抓了起来。无论怎样辩解说是来帮助国民党打仗，看守都认为他在编故事，对他说“你在说梦话吧？” 　　在基隆的监狱被关押两周后，根本博偷渡台湾的事传到国民党将领钮先铭耳中，他驱车来到基隆监狱。得知钮先铭要来基隆监狱，狱卒急忙让根本博洗澡更衣，还为他改善了饮食，使得根本博以为自己将要被枪毙。8月1日，根本博被带到台北，受到汤恩伯的款待，又得到蒋介石的接见。 　　1949年8月18日，根本博如愿穿上国民党的军装，化名“林保源”，以汤恩伯的“第五军管区司令官顾问”（中将军衔）身份，随汤恩伯到了福建，不过国民党军队还是没能守住福建。 　　根本博的事情被媒体披露，加上国民党招募日本旧军人的消息在日本传得沸沸扬扬，无业且生活艰难的旧军人纷纷谋求去台湾，因此受到美国占领军及日本国会的追究。台湾当局为掩人耳目，不得已在1952年6月25日悄悄将根本博送回日本。从此，根本博整日无所事事，经常酗酒，死于1966年。 　　高桥坦马马虎虎受审 　　太和殿受降仪式上的日军二号人物，是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中将。高桥坦随后以战犯罪名被起诉，进南京的监狱。 　　曾在南京战犯军事法庭做过书记官的丁志安，在回忆录中提到：“开庭地点在珠江路小营战犯拘留所楼上，大的案件借励志社的大礼堂，如谷寿夫、高桥坦 、矶谷廉介等案件，都是在那里审判的”。其中，“高桥坦的案子是我记录的”。 　　高桥坦，1893年出生在日本香川县小豆郡土庄町长滨，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他从1934年12月开始出任“北平在勤武官辅佐官”，即驻北平副武官。期间他与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一起，参与策划了《何梅协定》的签署。高桥坦1944年10月成为“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晋升为中将。 　　参与策划《何梅协定》，应该是高桥坦被起诉的主要原因。高桥坦最终回到日本，在悠闲的生活中写了回忆录，于1986年1月8日死亡。 　　从冈村宁次案子在南京的审理和结局，人们或许可以窥见高桥坦案子在其后的走向。丁志安曾前往上海参与冈村宁次案件审理，出庭记录。“首次公审之后，因为各种原因，冈村宁次案一拖再拖……1949年1月26日，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第二次公审。在此次公审之前，石美瑜接到国防部密电，要求判冈村宁次无罪。石美瑜无奈执行。” 　　何应钦在《中日合作与远东之集团安全保障》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