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两赴重庆.docVIP

宋庆龄两赴重庆 　　宋庆龄是“20世纪的伟大女性”，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抗日战争时期，她两度来到中国抗战首都重庆，第一次为短期考察;第二次是迁居长住，她总共在渝地生活了四年，直至抗战胜利三个月后才离开。 逆流中的团结之旅――初赴渝都 　　1940年春，宋庆龄第一次到重庆。 　　这次她是应小妹宋美龄之邀，与大姐宋霭龄自香港飞抵山城重庆的。重庆因她出人预料的到来而轰动，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也予以她高规格的接待和热忱欢迎。自此以后，宋氏三姊妹频繁联袂亮相，不仅成为战时首都重庆的一道亮丽风景，更成为中国团结抗战的一种政治象征。在3月31日至5月9日的40余天里，宋庆龄住在上清寺范庄孔祥熙和宋霭龄家。 　　宋庆龄赴重庆之时，正值日本以实施所谓“桐工作”加紧分化诱降重庆国民政府之际。3月29日，在日本的一手操纵下，汪精卫在南京拼凑出刺刀下的“国民政府”，自任“行政院院长、代理政府主席”，且公然宣称对在重庆的林森“虚席以待”。与之呼应，日本一方面利用电台、报纸拼命宣传中国即将内战、分裂的谣言;一方面又于5月发动宜昌会战，并派飞机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企图以政治诱降和军事进攻的方式来动摇和摧毁中国抗战军民的意志，达到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妥协“入伙”的目的。 　　为回应日本和汪伪集团的政治阴谋，宋庆龄在汪精卫“登基”两天后，欣然接受宋美龄之邀赴渝，决心用“造成一个真实的家庭团圆”的方式，来公开表示宋氏姐妹捐弃前嫌、团结抗战，以激励国民共同奋斗。抵达重庆后，宋庆龄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欢迎茶会上发表讲话，重申国父遗教，痛斥汪逆“不知羞耻，投靠敌人，妄组伪府”的汉奸行径，激励国民“吾人首当坚定信念，然后能精诚团结，共救危亡”。 　　自1927年后的十年时间里，由于彼此政治立场不同，宋庆龄一直游离于国民党政权核心和家族圈子之外，宋氏三姊妹私下鲜有接触，更少公共场合的活动。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宋氏三姊妹都感到有抛弃分歧、团结御辱的历史责任，姊妹关系在共赴国难的大目标下得以逐步缓和，重拾久违的骨肉亲情。为此，宋庆龄曾不无自豪地告诉美国老友阿莉：“我们全家都在为抗战而工作。”因此，此次宋氏三姊妹的和解之举，不仅受到广大国民的欢迎，也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媒体纷纷赞誉“孙夫人此次到重庆，无论任务有无或大小，都是团结的有力象征”。 　　抵达重庆后的宋庆龄多是与宋霭龄、宋美龄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她们一道携手到市郊巡视被日机轰炸的残迹、防空设施，视察工厂、学校、医院、保育院，慰问伤病员和难童，送去她们的关爱与问候……三姊妹所到之处，人们都深受鼓舞，倍受激励。4月18日上午7时，应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的邀请，宋庆龄与宋蔼龄、宋美龄共同走进播音室，通过美国NBC电台向全美民众发表演讲，以饱含激情的语言表达中国抗战必胜的坚定决心，向国际社会发出最强有力的援助呼吁。 　　国民党出于政治和宣传上的需要，对宋庆龄在重庆的活动予以高度重视。3月21日，国民党中常会便决定尊称孙中山为国父，以至宋庆龄此行得到了“国母”级厚遇。此间，宋庆龄除参观考察外，还经常出席各界大大小小欢迎会和宴会。每次重要活动三姊妹多是一同参加，蒋介石也会尽量莅临并讲话。在一次重要的茶会上，蒋介石居然“极其严肃地站在孙夫人下面的一个座位上”，“没有言语，没有动作”地达十几分钟之久，足见蒋在公开场合对宋庆龄的尊重与恭敬。王安娜曾这样描述宋庆龄在重庆的活动：“她的两个姊妹孔夫人和蒋夫人，竭尽全力夸示宋家难得的大和解。她们接待客人，进行参观，举行晚宴招待外国的外交官。姊妹三人在一起的罕见场面以及那些轰动社会的场面――蒋介石与他视为异端的自由主义者的大姨子站在一起，使得摄影记者们拼命照个不停。” 　　在重庆期间，一向不习惯“在公众之前出头露面”的宋庆龄，一反常态地“克服羞怯”，站在人前甘愿充当“展品”。宋庆龄以此向外界表明，尽管汪精卫已卖国投敌，但宋氏三姊妹及国民党仍能团结一致，且有带领国民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当然，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宋庆龄也保持着警惕，以防止国民党“试图把她留在重庆并用恭维谄媚的方法使她不再说话”。正因为此，身在重庆的宋庆龄并没有忘记对她来说“更有益的工作”。4月15日，她以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主席身份，联合保盟会长宋子文联名发表了《致国外朋友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战事，谴责日军暴行，援助中国抗战。 　　40余天的时光一晃而过。5月9日晚，宋庆龄与大姐宋霭龄一同离开重庆飞往香港。20日，她在香港发表《渝行观感――自返港后对中外记者的谈话》，深深感佩重庆及大后方“最大多数之人民，对抗战信念甚为坚定”，严正指出“日寇汪逆宣传国内分裂在即，只能说是他们的梦想”！ 　　至此，在日汪合谋破坏中国团结抗战背景下的宋庆龄重庆之行，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