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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伫马太行建奇功 　　太行山在山西、河北之间，是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间的屏障。这里地势险峻，历来被视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一开始，党中央、毛主席就已估计到华北抗战形势必将日趋恶化，并预定在日寇深入山西时，以八路军的3个师，分别控制吕梁、五台、太行诸山脉，作为开展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的战略基地”。1937年底，抗日形势更加紧张，为更好地指挥军民抗战，32岁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随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伫马太行，此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参与了八路军许多重要战役的筹划与指挥，留下了许多经典战例。 　　主战府城显气概 　　1938年初，日军华北方面军为使华北、华中连接起来，以图占领徐州，威胁武汉，开始了向黄河北岸中国军队的进攻作战。2月初，日军从北面、东面分两路向晋南大举进攻，欲打通同蒲线，夺取风陵渡，企图聚歼中国军队于黄河北岸。 　　23日，朱德、左权率总部机关和警卫部队到达屯留公路上的古县镇宿营，获悉东线日军先头部队3000余人已接近府城。此时，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已率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一个旅及部分国民党军赴晋东等地抗击日军，远离了八路军总部。总部特务团的大部分指战员也都分散到太行山区的武乡、襄垣、潞城等地发动群众，总部身边只有特务团两个连约200人。 　　左权和朱德一起分析了敌情，认为：这股敌人是奔洪洞、临汾方向去的，而且紧跟其后肯定是大部队。此时，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部、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军部、山西省绥靖公署、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等军政机关都驻在临汾，而且周恩来也正在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办事，八路军还有大批军用物资尚未运走，如果不正面迎击顿挫该敌，会对大局带来不利。军情紧急，敌我力量又如此悬殊，此仗打还是不打？ 　　“此仗必须要打！”当朱德向左权征询意见时，左权直截了当地道出自己的想法，并进一步解释道：敌我力量悬殊，与敌交锋困难不小，但避而不战也不是办法！为了运走物资，掩护友军，转移机关和群众，必须打此一仗！ 　　左权的想法与朱德不谋而合。随后，他们立即研究了作战部署，并向特务团部署了战斗任务，以求尽量争取时间掩护临汾各机关和周围群众转移。鉴于形势严峻，左权主动肩负起了到最前沿指挥作战的任务。 　　24日凌晨，天色未明，左权率特务团向府城方向疾行。到达指定地点后，左权立即指挥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下午1时左右，阻击部队在府城东10余里处与日军交火，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阻击部队成功迟滞敌人4个多小时。得知府城周围群众安全转移后，左权命令队伍撤到府城以西，自己则带两个作战参谋和骑兵班坚守在府城左侧山上，继续指挥部队阻击敌人。傍晚，总部开始撤离，左权仍坚持战斗在最前沿，直到夜里11时许才撤离山头。 　　第二天拂晓，左权赶到总部临时驻地，向朱德报告战况。当时朱德正为派谁去接应阎锡山5个营的增援部队为难，见到左权先是一喜后又为难。他不忍让已连续指挥作战一昼夜的左权再添疲惫，但交给别人又不放心。左权得知后，立即请战。朱德最终还是把任务交给了左权。左权随即率两个作战参谋和骑兵班立即出发。路上遭遇了日本二三百名骑兵。左权率先组织战士抢占有利地形，打退敌军一次次冲锋。左权指挥骑兵班和后来赶来增援的总部警卫排凭借有利地形与日军激战2个多小时，日军始终未能攻上阵地。随后日军弃战沿公路继续西进，左权见日军队伍中有运输马车，行进不快，遂决定带领队伍在大路一侧的山地小路上与敌平行急进，并在日军前面到达了友军驻地，完成了接应任务。随后在友军的配合下，又成功伏击了该股日军。 　　此后，朱德、左权又率领特务团，在我军有限增援部队和部分友军的配合下，与日军缠斗了2个多日夜。28日，日军进占临汾。不过此时周恩来在临汾的工作已顺利结束并安全返回，从府城到临汾四五十个村庄的群众也得以安全转移，各大机关已有序撤退，我军囤积在临汾的物资也全部安全转移。 　　从府城到临汾只有百余里地，日军在这一地区陆续增兵至五六千人，朱德、左权仅以200余人的兵力，与敌战斗了四昼夜，“杀伤敌人三四百人，缴获辎重不少”。这种以大局为重，敢于以寡敌众的气概足以令某些不战而逃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汗颜。 　　号令百团显神通 　　抗战进入第四年，华北形势日益严峻，对此左权深感忧虑。他认为，敌人的军事技术、装备优于八路军，华北的战略枢纽、交通要道与重要城镇又掌握在敌人手里，这已给敌人很大的便利，加之其目前正在增加据点与修筑交通要道，以图更严格地封锁与隔绝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而且必须估计到，在一定时期，各个抗日根据地有遭敌人更严重隔绝的可能，将面临着长时期独立坚持作战的局面。 　　鉴于以上考虑，左权提出最好由华北多个战略区共同采取行动，对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破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