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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的艺术和他的“特色论”　　20世纪50年代中国画由于客观因素，这门民族传统艺术曾度入低谷，齐白石、黄宾虹二位大师又相继辞世，中国画何去何从？时代呼唤领军人物的出现。国立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潘天寿正是在此时被推到了台前。　　潘天寿（1897-1971），原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懒道人，晚年常署雷婆头峰寿者。生于浙江省宁海县,1920年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受过著名教育家经亨颐、李叔同等教师人品学养的多方面熏陶。1923年任上海美专国画教授，并与诸闻韵共创全国第一个中国画系。1928年国立艺术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在杭州诞生，他被聘为中国画主任教授，主持中国画教学。并二次出任校长，二次据理力争坚持中国画独立成系，并开创人物、山水、花鸟分科教学。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中国画教学的奠基人。　　潘天寿被荣列“20世纪中国画四大家”而受人敬仰。潘天寿在学术上主张“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个人风格要有独创性”，“中国画要以特长取胜”。他的主张在中西融和的大趋势中显得非常特别，学术界称其为“距离说”，这种“距离说”从本质上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民族传统艺术的特色，所以由此而形成的绘画学派可以冠名为“特色派”，潘天寿先生是中国画“特色派”的带头人（方增先语）。潘天寿的“特色论”基于他对民族艺术的自信，在他周围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学术集群，云集了众多杰出的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其中不乏大师级的艺术巨匠。这股力量主要在江浙一带，但所造成的影响却是全国性的。　　潘天寿的“特色论”非常值得研究和阐发。他把世界绘画分为东西两大统系，中国传统绘画是东方统系的代表，并认定“两大统系的绘画，各有自己的最高成就。就如两大高峰”，“这两者之间，尽可互取所长，以为两峰增加高度和阔度，这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决不能随随便便的吸收，不问所吸引的成份是否适合彼此的需要，是否与各自的民族历史所形成的民族风格相协调。”他一生的努力，甚至可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要：“中国绘画应该有中国独特的民族风格。”潘天寿的“特色论”具有极强的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他对艺术的产生和属性、风格的形成与流变、地域时代与艺术的关系、个性与共性、常与变、品评标准、格调、境界等多个方面作过慎密的研究，甚至阐述过艺术与科学的不同。他努力寻求出一条发展民族艺术的道路，让民族艺术争取到应有的世界性地位。潘天寿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他的艺术作品最实实在在体现了他的“特色派”理论。潘天寿的画特别注重意境、气韵、格调等中国民族绘画的价值标准。他的作品总给人气魄宏大，令人激动振奋的感觉。他的花鸟清新刚健而朝气蓬勃，改变了传统的折枝花卉画法，把花鸟放在大自然中去表现，又特别善于表现有生气有野气的东西。他的山水苍古厚重而静穆幽深，非常注意山水的传神和寓意。他认为，艺术不能没有主观的因素，画是主观的感情和客观对象结合的产物。他的作品真诚朴实，充溢着内在的精神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深沉的精神力量。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大潮中，多数画家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观照方式，改变题材的选择方式，诸如在画中简单地加进红旗、电杆、拖拉机等现代内容，但同时也丢弃了传统文人画对意境、格调、笔墨等等要求。潘天寿却不取这类态度。潘天寿的艺术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延续、发展和变革，他不存门户之见，取精用宏，博采众长，兼容南派北派，吴派浙派之长，擅长把相反的审美追求整合在一起。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笔墨语言。潘天寿非常重视中国画以线为主的特点，并以自己极为深厚的传统功力把线发展到极致。潘天寿用线，造型概括，骨峻力遒，融书法于画中，运笔果断而静练，强悍而有控制，藏豪放坚劲之力于含蓄朴拙之中，具有雄健、刚直、凝练、老辣、生涩的特点。以方笔代替前人的圆笔，又顿挫、转折而具书法艺术效果。　　黄宾虹曾称赞他“笔力扛鼎”。他的用墨，枯湿浓淡均见深厚的传统功力，尤其是泼墨，更是元气淋漓，深得苍茫厚重之致。他有意减弱每一笔中的浓淡变化，减少画面上皴染的墨色层次，多用浓墨焦墨而黑白对比强烈，这是为了寻求更强烈更整体的效果。人们起初以为这种处理略少韵味，但一当开起展览来，其画整体效果强烈，以至于别的画家总不情愿把自己的作品放在他的作品旁边，生怕“看不见”了。他不仅淡墨见笔，仍有厚重之感，焦墨又能得“干裂秋风，润含春雨”之妙。画上用色，潘先生以原色、正色为多。他用色古艳淡雅，清超绝俗，不追求用色的复杂，十分注意色不碍墨，墨不碍色。《新放》、一类惟以淡色求清逸，《小龙湫下一角》、《记写雁荡山花》等重彩则得古厚之妙，色多色少均能得用色之极境。潘天寿晚年特多指墨画，他作指画并非标新立异以指画来求毛笔的效果，而是因为手指能画出似断非断、似连非连的线条，比毛笔所画的线条更生涩、老辣和有拙味。从而更适合表现他追求的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