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失败与革起源.docVIP

总体性失败与革命起源 总体性失败与革命起源字数：3319 字号： 【大 中 小】 　　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史专家傅勒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二○○五年版）中说，当一个历史事件失去当下一切参照意义、不再是一个世界的想象的镜子后，“它也就从社会论战领域转移到学者讨论的领域去了”。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这个历史事件仍有当下参照意义、仍是一个世界的想象的镜子，它就注定不可能只限定在学者的讨论之中，不能不依然存在于“社会论战领域”，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话题。 　　至少，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法国大革命一百六十余年后，法国仍然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公民必须挑选历史，填写出生年月，选择旧制度或大革命。”现在，法国大革命才在法国政治中消失了，因为“今天，无论右翼还是左派，双方的说辞都为自由和平等弹冠相庆，而围绕一七八九年价值展开的辩论不再包含真正政治利害关系，也不再包含强大的心理投资”。 　　今年是中国辛亥革命的百年纪念，百年来，辛亥革命在中国一直具有强烈的当下参照意义、仍是一个世界想象的镜子，包含明显的政治利害关系和强大的心理投资。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国共双方在你死我活的大搏杀中都要争夺“辛亥革命”的话语权。国民党以辛亥革命的正统自居，将共产党人作为“逆党”；共产党人则通过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共产党革命”这一系统的“革命历史话语”的建构，力证自己的历史合法性，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继承人，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今天，“辛亥革命”、“国父建国”在台湾一直是国民党反“台独”的论述主轴之一，以此接续“一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脉络；民进党对辛亥革命则态度暧昧。在大陆，辛亥革命作为“革命话语”中的一部分，仍是主流意识形态论述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正当性的重要环节，同时又是对台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有学者反思激进主义，批评孙中山、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认为在清政府的“立宪”下，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更少波折，这种观点目前影响渐大。 　　在这种语境下，关于革命“意义”的论述不能不包含“强大的心理投资”，必然根据立场、需要的种种不同产生众多面相，往往是各有其理，各是其是非其非，各执一辞，实难互相讨论。 　　但是，上述最后那种观点，即认为辛亥革命是“过激”、是孙中山等少数几个革命党打断了清政府主导的“立宪”过程，却颇具可讨论性。因为它实际是在革命“起源”的论述中展开其革命的“意义”话语。而关于革命“起源”的探讨可能要比“意义”论述客观得多，“意义”注重的是“阐释”（Hermeneutics），“起源”侧重的是“解释”（Explanatory）。阐释可以没有边界，解释却有严格限制；阐释强调想象与建构，解释注重实证与分析，所以“起源”比“意义”的“可讨论性”强得多。 　　 　　一 　　 　　导致清王朝覆亡的武昌起义事起仓促，仿佛一夜之间一个硕大无比的王朝就轰然坍塌。其实，这是自一八四○年起，清王朝对中国面临现代性转型懵然无知、应对失据、步步被动，各种问题、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的总爆发。因此，分析辛亥革命的起源，还真不能不从头梳理。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之所以昧于世界大势，因为举国上下仍然沉浸在千百年来的“华夏中心论”、“华夏文化优越论”、中国是“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认为只有中国典章制度、声名文物才是“普世的”，因此只有华夏是文明的；而其他文明、文化都是“特殊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是“边缘”，因此是野蛮的。总之，这种“中心”与“边缘”之分、“普世”与“特殊”在历史中演变成文野之分，具体说就是“夷夏之辨”，要“严夷夏之防”，如果要变，也只能是以夏变夷，而不能以夷变夏。 　　因此，鸦片战争使林则徐认识到英夷船坚炮利的厉害，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之策，却遭到“溃夷夏之防”的严厉指责；旨在启发国人“睁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也遭冷遇。直到二十年后，曾、左、李在推行洋务时，“师长”之说才重受重视。 　　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几临灭顶之灾的清王朝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也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曾遇到强烈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强烈反对。 　　例如，李鸿章从一八六五年起就提出要开办电报事业，却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反对的主要理由是：电报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