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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的历史主义观 　　摘 要：2001年体育课程改革引发了各界热议，其中最被诟病之处是因为没有规定具体教学内容而使一线教师无所适从，进而导致教学质量下滑，学生体质下降。从历史主义强调发展的观点出发，三级管理体制下的课程标准是体育课程改革迈出的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步。它与目前体育课堂教学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直接决定的关系。宏观教育制度的偏离和学校体育制度无力应该首先为学生体质下降承担责任。当前理论家所要做的不仅是学派争鸣，不仅是对体育课堂上“奇装异服”的批判，更是鼓励一线教师的创造精神，推进制度的具体落实；实践界所要做的也不是畏首畏尾，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在新课标预留的权力空间里合理规划，推进个人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共同进步。 　　关键词： 体育课程改革；体育教育制度；历史主义；体质下降 　　中图分类号： G 807.0 文章编号：1009-783X（2013）01-0030-04 文献标志码： A 　　改革从来不会停止，体育课程改革也未间断。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俄为师，建立起中央高度集权的课程管理体制，为随后这60多年的发展变迁奠定了原始基础。纵观这一历程，2001年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从“大纲”到“标准”）无疑是一个转折。它按照199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的《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在体育学科实施了“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的“三级管理体制”，打破了长期以来国家统管的集权体制。改革力度最大，自然带来问题最多，引起波澜最广阔。10年来，伴随着该标准的不断完善，各界热议从未降温，甚至形成学术派别，各执一端，论战尺牍，自由思想之盛况令人欢欣鼓舞。 　　在这场论战中，有一种声音鲜明具体：权力下放――由国家统管到三级分管――在纵容课程内容“随意”和导致教材体系“杂乱”后，最终使得教学质量下滑、学生体质下降。这种声音的最后依据无外乎2种：1）实践依据――青少年体质连年下降；2）理论依据――借鉴了世界上所有美好理论的课程标准并不适合于中国的文化土壤。甚至于，可以帮这种声音再进一步，为其贴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论标签，因为它正是建立在“历史联系”基础之上的。遗憾的是，我们不能这样做。恰恰相反，我们要秉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论来加入这场论战，来驳斥这个声音。至少，我们想发出自己的声音。 　　1 对立和偏见、教学质量下滑和学生体质下降 　　有学者提出，2001年体育课程改革伴随着体育课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立，从不同层面影响着体育课程改革的健康发展。“无论从课改中对立的表现形式，还是引发冲突的根源来看，都是一个涉及面广、比较庞杂和零乱的多维度问题，如课程设计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国外课程先进理念引进与批判的尺度、体育课程继承与发展的平衡、课程改革与师资队伍素养的差距、国家课程规定性与地方和校本课程选择性的对立、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等问题”[1]。有学者认为，新课改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偏见与极端化现象，例如“淡化履行课堂常规”“过于追求服装道具”“教学目标过于形式化”等[2]。 　　也有人直指课改本身，认为“课程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教学内容的改革。从我国的体育课程改革看，国家提出的体育课程目标中没有实质课程内容，新课标中也没有明确国家课程内容是什么？而只是提出了‘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由于缺乏国家规定的体育课程内容，造成当前教材杂乱，教学内容随意，教学质量下滑的现象”[3]。实证研究也显示，体育新课程改革推行以来，“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反而有恶化之迹象。这可以证明，到目前为止，体育新课程所设立的‘身体健康’目标基本落空了”[4]。还有人认为，“由于新课标淡化了课程内容，过于强调学生兴趣，没有规定教材，也没有对教学内容的设置开发原则明确要求，从而使在一线教师教学实施过程中产生困惑，造成体育教师不知道‘教什么’，甚至把兴趣看成是选择教学内容的唯一标准”[5]。许多专家认为，中小学属于基础教育阶段，基础教育就应当有自己的基础性和规定性，并且让基层中小学体育教师去编制教材也不符合实际[6]，且由于我国长期客观存在只有教学论没有课程论的影响，导致体育教师缺乏课程意识，更谈不上独立地进行课程设计和选择组合教材[7]；因此，就体育教学内容而言，应加强《课标》的规定性和指导性。“我们可以不像过去的《体育教学大纲》那样，对体育教学内容规定得过细、过死，但要构建相关的课程管理理论，遵循科学合理的课程设计原理，使体育教学内容在规定性和灵活性方面得到更好的协调”[8]。 　　持类似声音的学者们提出了诸多优化体育课程改革的措施，如学术界统一体育教育思想，加强领导的重视程度、加大师资培养培训力度，构建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