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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理据学雏建中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 　　摘要：汉语研究一直重视词语理据的考释并且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然而近代以来因受语言任意论的冲击，汉语理据探求一度发生断层，既没有将其研究对象从古汉语单音词扩展至现代汉语双音词，也未能由具体而微的词语理据剖析过渡到高屋建瓴的汉语理据学构建。不过受益于当代语言学的“认知功能转向”，国内学界最近出现新兴的理据研究势头――汉语理据学正粗具雏形。它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有：理据与内部形式密不可分，但二者非同一概念；单音词有理据却无内部形式，而复合词既有理据亦有内部形式；复合理据析探从原子理据和分子理据入手，同时可进行多样分类；理据性和任意性是两条共同支配语言和谐演化的管控原则。围绕这些核心问题而雏建的汉语理据学必能继承传统，给力现在，开启未来，最终成长为一门解释力充盈的新学科。 　　关键词：汉语理据学；单纯词和复合词；内部形式；理据性与任意性 　　中图分类号：H030；H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4-0110-09 　　一、汉语理据学说略 　　中西方古代学者所关注的名实之争最终转变为了现当代语言研究里的任意性与理据性（也叫可论证性或象似性）之辩，即怎样给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音与义）的结合定性或定量的问题。对此，以古希腊文化为母体的西方学界有惯例和自然两派。惯例派认为词语的音义结合是任意约定的。自然派坚持名称和其表征的事物之间有发生学上的理性联系。两派观点先后被人们归纳成“克拉底鲁问题（the Problem of Cratylus）”并升华为学理意义上的亚里士多德一索绪尔范式（Aristotelian-Saussurean Paradigm）和柏拉图范式（Platonic Paradigm）。然而亚一索范式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因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在继承惯例派的基础上，从共时角度对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印欧语加以研究，从而确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任意性原则。虽然近年来随着心智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语言研究的认知功能转向，不少学者借助美国哲学家皮尔斯的象似性理论，从大符号学的视野重新思考语言理据问题，即“人们把理据研究作为一种理论追求，并且以群体的方式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换言之，语言非任意性研究又开始兴盛起来，但它还是不能与已被广泛接受的任意论相比。这一现象可概括为“说任意性易而说理据性难”。 　　我国从春秋战国起，名实关系就引起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高度重视。他们对语源和训诂进行不懈研究，作出了各种论述。但历代学者如墨子、公孙龙、许慎、扬雄、刘熙、段玉裁、章太炎、黄侃等，更关心词语的理据问题，而且提供了丰硕的理据知识与材料。尽管今天看来，他们的工作不乏薄弱之处，例如所求的基本是汉语单音词的理据而极少涉及双音词理据；再如大都停留在具体词语的考证上面，没有构建有关的理论体系，甚至也没有明确提出“理据”这一术语，结果是未能在中国产生一部其价值不逊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理据论著。可是不能否认，先秦至清末民初的汉语研究一直重视着语言的理据性。不过20世纪西学东渐以来，人们普遍接受西方语言学理论，把语言学的天平由汉语理论偏向西语理论，特别是由理据性理论偏向任意性理论，致使传统的事实上的汉语理据研究发生断层。本来，随同由古代汉语过渡到现代汉语，理据研究也应该由关注古汉语单音词过渡到重视现代汉语双音词（复合词），尤其是从微观的词语理据考证转移到汉语理据学的创建。然而这一过渡却被耽搁了，直至上世纪80年代，相关的论文寥若晨星，专著迟迟未能问世。 　　所幸近三十年来，国内学界开始复兴汉语理据探索，而且多有新鲜发现。例如索绪尔说汉语是超等词汇的典型，而汉字是表意符号和汉人的第二语言；任意性达到最高点的语言较重词汇，而论证性达到最高点的语言较重语法；任意性和论证性“比例极不相同”，因此“这是我们进行语言分类时可能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将语言类型与可否论证结合起来的观点，虽然富有解释力却久被忽略。我们认为从当代理据论视角看，汉语的最小理据载体是声韵，而基本的理据载体是单纯符号“字”。“字”有理据，因此汉语被认为是以理据性编码为主的语言。英语的最小理据载体是词素，而基本的理据载体是单纯词。单纯词的理据大都丧失，因此英语被看成是以任意性编码为主的语言。最小理据载体的不同导致英汉语言具有类型上的差异性。但另一方面，随着语言的演化，汉语走上由古代单音词发展为现代双音词的道路，而英语中有内部形式的词语也不断增加，这不但表明两种语言的理据化现如今都体现于合成符号，而且也能解释英汉语言类型目前趋同的原因，即都变为了分析语。同时，丁尔苏等还用语言象似论分析汉字的单体与合体符号，认为“汉字大多数都是象似性符号”，而这构成“汉字与其他语言文字的一大区别，即象似性对任意性”。汉字还能通过合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