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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摘 要】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问题，不仅是哈贝马斯用批判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的起点，也是贯穿他学术研究历程的主线之一。面对着中国网络空间的迅猛发展，公共领域的现实召唤越发强烈，如何实现公共领域的良性发展，是回顾哈贝马斯理论的重要立足点。 　　【关键词】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网络空间 　　一、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的历史发展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主要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视角，围绕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初步确定、社会结构、政治功能、观念和意识形态、转型来展开论述的。公共领域得以发生的历史是中国学者关注的焦点。哈贝马斯主要是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英、法、德三国的历史语境中，来阐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类型的。公共领域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产物，是在欧洲中世纪“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向封建皇权、教会和贵族争取权利的历史。 　　哈贝马斯认为，到近现代越来越模糊的公共领域，在古希腊时代是界限分明、功能明确的。他指出：“在高度发达的希腊城邦里，自由民所共有的公共领域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之间泾渭分明。公共生活（政治生活）在广场上进行，但并不固定；公共领域既建立在对谈之上——对谈可以分别采取讨论和诉讼的形式，又建立在共同活动（实践）之上——这种实践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竞技活动。”这就理清了公共领域相关的概念，明确了公共领域的界线、形式和功能等内容，特别是公共领域起初与经济活动无关，而之后的公共领域的转型实质上也就是这些方面发生了变化。 　　代表型公共领域是古希腊广场型公共领域同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的中间过度环节。与公共领域相比，代表型公共领域发生了公私界线趋向于模糊的变化。在这里哈贝马斯把所有制看作是社会变迁的首要因素之一，指出“封建领主所有权（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采邑所有权）作为一切统治权的总和，也可以说是管辖权；私人占有和公共主权这一对矛盾，封建制度并不具备。”由于封建领主制集经济、政治和文化统治权力于一身，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被封建专制控制着，且私人领域被逐渐消解。公共领域是以私人的自立性为前提的，私人因丧失经济自主权而失去独立性的话，那么公共领域也就不会存在。 　　实质上，代表型公共领域是封建领主为实行专制型统治而以公共名义制造出来的形式或象征，从社会制度和实际生活过程来看，在封建领主统治下不存在公共领域，但是封建专制假借普遍性的名义来行使，于是封建领主在意识和象征方面不断发展，代表型公共领域由此诞生。“代表型公共领域的出现和发展与个人的一些特殊标志是密切相关的：如权力象征物（徽章、武器）、行为举止（问候形式、手势）以及修辞方式（称呼形式、整个正规用语），一言以蔽之，一整套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由此可知，代表型公共领域不仅显示了自身的代表性，而且更重要的显示了统治者的特权和社会的等级秩序。 　　随着后世社会分化的加剧，代表型公共领域趋向瓦解，首先是宗教领域因为宗教改革而发生了变化，宗教信仰变成了私人事务，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由此都出现了。其次是公共财政与君主的私人财产分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的产生。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二者相互作用的产物，分为政治公共领域和文学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文学公共领域是政治公共领域的基础。资产阶级在咖啡厅等场所批评封建专制是在它取得政治权利之前，通过各种文化交流逐渐形成了政治意识，进而凝聚力量后才去建立自己的政治公共领域的。 “在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遇过程中，那种充满人文色彩的贵族社交遗产通过很快就会发展成为公共批评的愉快交谈而成为没落的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 　　二、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从19世纪初期开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越来越发达，资产阶级作为统治者，也越来越清楚这个领域中属于它的阶级利益，明确意识到公共领域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于是资产阶级为了巩固政权，维持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秩序，加强了国家对公共领域的干预。“长此以往，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此相应，公共权限也向私人组织转移。公共权威覆盖到私人领域之上，与此同时，国家权力为社会权力所取代。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是同步进行的，正是这一辩证关系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亦即，国家和社会的分离”。 　　国家权力向公共领域入侵、扩张的结果，不仅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界线的消解，而且还产生了一个消除公私区别的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这时出现的是一个再政治化的社会领域，不论从社会学的角度，还是从法学的角度，它都无法归于公共领域或者私人领域的范畴之下”。由于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由私人汇聚而成的，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