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户部选官的地域性限制.docVIP

明代户部选官的地域性限制 　　摘 要：明朝建立后，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皇权高度集中。朱元璋废除丞相及中书省后，六部分理天下庶务，户部权力远过以往各代，真正成为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最高机构。但朱元璋却颁布了一条诏令，即苏松江浙人不得官户部。以经济因素、社会地域势力、南人北人的关系问题以及为了保持地域间的平衡而在政治体制上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压制等方面为切入点，通过统计户部官员的任职情况，研究户部选官的地域性限制及其原因。 　　关键词：地域性；户部尚书；财政支柱；南北平衡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43-02 　　明朝建立后，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皇权高度集中。朱元璋废除丞相及中书省后，六部分理天下庶务，其机构职掌与权力远过以往各代，户部的地位十分重要。但洪武二十六年，户部却有一条禁令：凡户部官不得用浙江、江西、苏松人[1]。 　　一、户部选官的地域性限制 　　明初废中书省，以六部分理天下庶务。六部之中，吏部地位最尊，户部权力最重。而户部因为宰相制度的废除，其机构职掌与权力远过以往历代，真正成为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最高机构。洪武二十六年，对于户部官员的任命和吏员的选拔，明太祖曾做出重大决定：直隶苏州、松江二府和浙江、江西二布政司之人不得为户部官，其吏不得为户部吏，对于这一规定，弘治《明会典》、万历《明会典》、《明史》中均有记载。而这一制度也几乎与明朝相始终。 　　下面是根据相关史籍的记载，对有明一代历任的户部尚书、侍郎进行的籍贯、分区统计。 　　从以上各表可以看出，从洪武十三年至明末，出任户部尚书最多的省份依次是：北直隶、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湖广。出任户部侍郎最多的省份为南、北二直隶及陕西。《明史》中有记载的曾任户部郎中者44人，员外郎18人，无一人为苏松、江浙籍；曾任户部主事者126人，苏松、江浙籍仅4人。 　　洪武二十六年以前，户部尚书可知籍贯者15人，分别是苏州府2人，江西1人，浙江1人，应天府1人，淮安府1人，扬州府1人，常州府1人，河南2人，陕西2人，山西大同府1人，湖广2人。可知，在明太祖颁布“苏松、浙江、江西人毋得官户部”的诏令前，苏松、浙江、江西此三地至少有4人担任过户部尚书[2]。 　　自朱元璋颁发此令一直到明朝灭亡，在这段时间内，只有两人是江浙、苏松地区出身却担任户部尚书。一个是江西吉安周忱，但他很快改为工部。另一个就是倪元璐，而他是在明末社会动荡不安的背景下出任。 　　苏松、江浙人不得官户部的禁令，基本延续两百年而不变。 　　二、户部选官地域性限制的原因 　　（一）赋税方面 　　1.明代苏松、江浙地区经济相当发达，是政府的重赋之地，这些地区的赋税收入是国家财政的支柱，明太祖担心这些地区的人官户部，会与地方势力勾结，危害到国家的利益。谢肇■《五杂俎》卷15记载：“户部一曹，不许苏、松及浙江、江右人为官吏，以其地赋税多，恐飞诡为奸也。然弊孔蠢窦，皆由胥役，官吏迁转不常，何知之有？今户部十三司胥算，皆吴越也，察秋毫而不见其睫，可乎？”[3] 　　2.明朝统治者担心由来自苏松、江浙地区的官员主持户部，会对重赋地区的田赋进行减免，从而影响到国家财政及社会的稳定。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明太祖长子朱标早薨。九月，嫡长孙朱允■被确定为皇位的继承者，而朱允■在皇长孙期间已显露出对江浙人的宽容政策，周围皆为江浙人[4]。朱元璋也许担心朱允■继位后，会改变自己对江浙苏松地区固有的惩罚政策，从而影响到大明朝的财政与政治。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有必要的。谈迁在《国榷》卷11记载：“（建文二年）二月乙丑，诏江西、浙江、苏松人仍得官户部。”[5]从这可以看出，建文帝对于苏松地区的政策是极为宽容的，他改变了太祖制定的“祖制”，给了苏松地区官员入主户部的机会，在当时影响是非常大的。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成祖即位，在即位诏中明言将建文以来所更改的祖宗成法全部恢复旧制。此后，苏松江浙人任户部的权利再度失去。为了保证苏松江浙地区继续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供给地和后盾，明政府更加严厉地执行苏松江浙人不得官户部这一禁令。 　　（二）地域社会势力 　　朱元璋对于地方豪强势力是深恶痛绝的，同时他认为苏松、江浙地区士风谲诡，他制定这一禁令也是为了避免这三个地方豪强势力深入户部，影响其运作，以保证国家财富的安全。 　　苏松地区既是经济发达地区，也是地方豪强势力最猖狂的地方。这种势力在苏松等地区盘根错节，构成包括不少阶层参与的集团，上至各级政府官员，下及地方大小土豪等，他们相互勾结，贪赃枉法。对于明朝是一极大的威胁，会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实施造成干扰。 　　明太祖认为苏松、浙江、江西士风谲诡，百姓多为奸诈之人，因而下此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