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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平：了解历史才能超越历史 　　我在日本给学生讲日本侵华史。期末考试时，每个学生都写了很长的感言，有的学生甚至感觉耻辱，还有学生在试卷里夹上纸币，问能否把它们转给日军在华遗留化学武器受害者的家属。我意识到，如果让他们了解事实，他们自然会形成一个判断。如果他们有所认识，自然会有所努力，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做。 　　——步平 　　《看历史》：您在日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给日本学生讲过侵华历史吗？他们有什么表现？ 　　步平：讲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日本新潟大学曾连续四年给学生们讲授东洋史，特别是中日战争史的经历，因此也有机会了解日本年轻学生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最初我也很担心，因为这一段历史，即使对中国的学生们讲授，也是很不容易的，不知日本学生是否会漠然视之。为此，我准备了影像资料，主要是我们对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访谈，以及介绍那些战争受害人及家庭的遭遇。我希望在让学生们对中国人的战争体验有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认识侵略战争的罪恶及和平的重要。期末的时候，给学生们出的考试题目就是谈谈对战争的认识。让我吃惊的是，每个学生都写了很长的学习体会，有的学生在感想中说作为日本人感到耻辱，因为以前从不知道日本人在战争中居然干过那么残暴的事。因为日本学生与中国学生的生活环境不同，所以对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的灾难几乎一无所知，当然更不知道日军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给当地人带来的伤害。有的学生还在试卷里夹上纸币，问能否把它们转给受害者家的孩子。他说虽然钱的数量不多，但是自己的心意。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那些学生早已走向社会，在当地各个部门工作，但几乎都是推动中日友好事业的骨干。所以我觉得，一些事情不是不可以做，关键是如何做。日本学生可以说也是非常单纯的，如果没有人给他们讲授真实的历史知识，就无法建立正确的历史认识，当然更没有责任感了。日本学生不像中国学生那样，可以从小通过电影、电视及种种媒体了解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事实，所以需要让他们了解。一旦了解了真实的历史事实，他们自然会形成自己的历史判断。如果他们有了认识，自然会有所努力。所以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做。如果仍把双方看成敌人，抱有仇恨，那么就无法对话。所以《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的问世，也是希望有一个对话的基础。 　　《看历史》：能否介绍一下《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的编写缘由？与之前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有什么不同？ 　　步平：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在其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上，又出现了向坏的方向变化的新动向。经济长期停滞导致了国民的焦虑感，加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刺激，日本认为需要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但右派与保守势力把承认侵略战争与建立民族自豪感对立起来，所以在历史认识上与东亚的中国、韩国产生了冲突，也表现在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上。1997年，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共七个版本，在介绍日本的侵略战争责任方面可以说是发展到最好的时期，几乎都讲了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的问题，虽然叙述的深度有高有低，但基本都是站在反省战争责任的立场。于是，右派就开始编第八种历史教科书，站在与其他七种相反的立场。2001年，第八种历史教科书即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被文部省审定通过，与前七种一起面向日本民众。因为日本规定每隔四年以学区为单位重新选择本学区使用哪家出版社的教材。右派编写的第八种历史教科书当年在日本的采用率是0.039%，具体数字为521，这当然是很低的采用率。不过，这是一本鼓吹日本对外扩张的合理性，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影响极为恶劣的教科书，右派还通过大量印刷和广泛赠送扩大其影响，所以，虽然选择率极低，但其影响不能低估。2002年，我们与日本、韩国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时，日本学者提出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针对右派历史教科书的副教材的建议，得到大家的积极呼应。于是，从那时起到2005年，第一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就问世了。这本书当时在三国都获得了社会的肯定，发行量也相当大。但是，从学术的角度，还是可以看出中日韩三国学者站在自己的角度编写历史的痕迹，历史认识还没有实现跨越。另外，这本书主要是讲东亚近代的政治关系，从近代史的角度来说还缺少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的叙述。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从2006年开始共同编写的第二阶段的工作。其结果就是历时六年多在最近出版的《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 　　《看历史》：您每年都要组织中日韩三国历史体验夏令营，带领学生在一起，去体验战争给各个国家带来的伤害。您觉得日本社会是怎样进行战争反思的呢？为使他们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又该做些什么？ 　　步平：这个夏令营之所以每年开展，其实正是上述共同研究的成果。日本方面的和平团体之所以努力去做这件事，是基于战后日本社会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反思，那一反思实际上经过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日本战败初期，当时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