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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本对儒家思想的扬弃 　　摘 要：沈家本是清末的修律大臣，多年的科举之路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深信不疑，同时他也看到了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法律，在他十年的修律工作中，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变化，他在修律的过程中不断思索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与西方法律思想的异同。以沈家本的儒家思想为视角，分析沈家本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变革，也希望这样的分析能对更加深入地研究沈家本的思想有所裨益。 　　关键词：沈家本；儒家思想；“仁” 　　中图分类号：B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044-03 　　沈家本生于一个动乱的年代，直到不惑之年才得以中举，多年在刑部从事案牍工作，让他对法律极为熟悉，中举之后他辗转北京、天津、保定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沈家本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国也同许多仁人志士一样渴望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是他是矛盾的，多年的科举之路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深信不疑，同时他也看到了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法律，在他十年的修律工作中，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变化，沈家本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扬弃对中国法制进程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沈家本对儒家思想的发扬 　　（一）对“仁”的发扬 　　沈家本是科举出身，自然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历代刑法考》中他对历代法制和封建统治的裁定，莫不从“仁”字着墨，以“仁”为衡。法之善恶，人之仁暴，皆以“仁”为准。符合“仁”者，法为善法、良法，人为贤君；违背“仁”者，法为恶法、坏法，人为暴主[1]。在修律的过程中他也是一直坚持并发展了儒家的仁政思想，突出体现为恤刑。沈家本在《书明大诰后》中说“未闻用商鞅之法可治尧舜之治也”，所以他反对重刑“乃之议刑者，不问罪与刑之相比与否，辄曰是宜从重，抑知民之贪冒嗜利而无耻，非徒治其标，必当深究其本也”[2]2281。在光绪三十一年三月沈家本、伍廷芳向清廷上《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以主张废除凌迟、枭首、缘坐和刺字三项重刑。其理由是纵观中西法律“中重而西轻者为多”建议“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2]2024自此之后“凡死罪至斩决而止，凌迟、枭首、戮尸三项，著即永远删除。……至缘坐各条，除知情仍治罪外，余著悉以宽免。其刺字等项，亦著概行革除。”[2]2027后来又对如何执行死刑进行改良以明刑弼教之义又参酌西方他国法律，主张秘密行刑。“京师处决重囚，别设刑场一所，筑屋数橼缭以墙垣，除监视官吏巡警、弁兵外，须由承审官许可，方准入场，其余无论何人等，一概不准入视。……而斯民罕睹残酷情状，足以养其仁爱之心。”[2]2061-2062同时沈家本还赞同在初次讯供时及流徙以下罪名废除刑讯，削减死罪条目、宽免徒流加杖以及更定刑名增加罚金等。他的这些主张都在《大清新刑律》中有所体现，虽然有些内容修改并不彻底，但在儒家思想的支撑之下这些修律方案也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认同，对中国的法制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徙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曾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沈家本也认证认同孟子的观点认为：“夫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2]51比如在唐朝律例未经大的修改可是在不同的统治者下犯案人的人数，犯案的种类，出现冤案的数量都有所不同，所以他认为“此其得失之故，实莞乎宰治者之一心。为仁为暴，朕兆甚微，若空言立法，则方策具在，徒虚器耳。”[2]51另外沈家本引用晋时的周龙的冤案为例（周龙被诬陷过失烧草而被诛九族），来说明“非法之过，而用法者之过也。”[2]28再次重申“晋之法岂宽弛之弊哉？亦用法者非其人耳。苛非其人，徒法而已。”[2]29唐宋时，中枢机关发布的赦文，竟与现行法律发生矛盾，其原因就是中枢长官不知法之所致。他说：“刑法定自刑官，而赦文出自中书省官，中书省未必有深明刑法之人，遇有赦事，或沿袭旧文，或意为轻重，而敦知事多变迁，不加参考，遂至抵梧。往往法已改于数十年之前，而仍列诸赦文之内，所司棘手，不得不思通变之。”[2]789所以沈家本认为要加强对官员的培训，并推崇周朝时对基层官吏进行法律教育的制度。另外他主张恢复在魏晋时期已有的律博士一职，说明法律之学非俗吏所得而通晓，制定法律、解释法律、适用法律、执行法律，都必须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专门家。沈家本希望在清朝的官吏制度中给法学研究者争取一席之地，可是并没有成功，但是他能够借孟子之语呼吁对法学研究者的重视，已经难能可贵。 　　二、沈家本对儒家思想的变革 　　沈家本对儒家思想的变革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对三纲的变革和对纳礼入法的变革，但在本文当中作者只想对纳礼入法的变革进行说明。自周以来“礼”就被赋予了广泛的含义，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国家的法律表现形式之一，当董仲舒将儒家的思想进行了发展使之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最终通过两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