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绝望的顾问.docVIP

莫理循：绝望的顾问 　　对游览者而言，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具有独特的魅力，只是那些迷恋橱窗的人并不知道，90多年前，这条著名的街道曾以一位外国人的名字命名——他不仅能写出洋洋洒洒的中国报道，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还试图亲手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直到今天，其生平仍在令学者们痴狂。他就是《泰晤士报》的驻华记者乔治·莫理循。 　　1912年是莫理循来到中国第18年，他从报社退出的消息，着实令很多人倍感震惊。高瞻远瞩和兢兢业业的报导，让莫氏成了记者中的无冕之王，甚至紫禁城内的官员都乐意拜会他，为他提供眼花缭乱的政坛内幕，但此时，莫理循已决定为中国政府奉献他的后半生，而在当时，给了他如此影响的人物又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就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中华民国的“第一公民”。 　　徒劳的影响者 　　莫理循和袁世凯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02年，在初次拜会之后，他很快开始不遗余力地报导这位特殊人物。在袁世凯的邀请下，1912年8月，莫理循与民国政府签订合约，并很快开始以每月至少一篇的速度提交报告。按照他的想法，如果中国政府采用英国的管理模式，现代化可以在几年内实现。然而，对袁世凯来说，这些建议根本是无足轻重的，他并不需要向西方学习，他本人的统治已经足够，相比之下，他更看重莫理循背后的人际网络——他试图用这位记者作为传声筒，向外界说明中国的变化，并掩盖那些不为人知的动机。 　　对新职务踌躇满志的莫理循很快感到了失望，他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只在于向西方学习，其中涉及到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他的建议大部分被搁置了起来，声望则因深陷政坛而急速衰退——英国人对他的选择深感不解，将他看成专制政权的傀儡；中国人则对这个“洋人”怀有戒备之心。甚至在舆论界，他客观公正的名声也一去不返了。《纽约先驱报》驻中国记者端纳写道：“忠告是容易提供的……可是他们仍然自行其是，莫理循时常感到为难……任何人只要一受雇于中国政府，他的影响就消失了……莫理循的经历就是一个痛苦的见证。” 　　中国近代史上，1914年有着激动与失望并存的特点，人们竞相为未来绘制蓝图，但处在事业低谷期的莫理循预感到，这种希望恰如他的理想，正无可救药地走向幻灭。新年之后，他给朋友亨利·戈颁写信：“有时我认为自己对总统有点儿影响，但我很失望。我看不出中华民国的国民和15年前有任何不同。”他在日记中更是大发牢骚说，政府向他隐瞒了许多重要决策，而更关心该怎样在公共场合戴帽子这样琐碎的事情。 　　失落的莫理循只能继续工作，希望能影响中国走上一条现代化的道路，哪怕它只有微弱的可能。他白天将全部精力用于撰写备忘录和报告，晚上则向记者撰述他的见闻，宣传这个国家的变化并哀叹它的不幸。但这些积极的努力，只是让莫理循更加疲惫和寡言，不少人注意到，他脸上常带着恍惚的表情。现实中的失意，正让他无处可去、也无路可退，他只能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虽然徒劳的忙碌只是加剧了他的沮丧和失落。 　　希望仍在？ 　　1914年4月，莫理循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访问了南方，期待能发现一点欣欣向荣的迹象。但在汉口，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那些“倒在污秽中无人照看的死尸”还是令他深感不安。随着脚步踏入贫民区，他变得更加焦虑，因为那里的茅舍“比云南土人居住的棚子还要简陋”，而这颓丧的一切，又仿佛在对他的目标进行讽刺。“中国的现状如此可怕，”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难怪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比不上最低程度的西方文明，当这些现象还存在时，高唱废除治外法权和平等相待只能是空话……即使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中国这片肮脏的国土依旧面临被占领的危险。任何时候外国列强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侵略的借口。” 　　5月，在整理好那份忧心忡忡的备忘录之后，莫理循决定暂时离开，但在临行前，他还是告诉好友蔡廷干，希望能在此行中为这个国家继续发挥作用。对年过半百的他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行程：首先，这是他第一次以官方身份前往海外（1912年他曾去往英国，但当时未获得正式任命），不仅如此，这还是他为改变心态所做的又一次尝试。和1912年一样，抵达伦敦的莫理循立刻陷入了媒体的包围，然而很多人注意到，英国民众对他的兴趣已经衰减。 　　莫理循同样感受到了变化，在临行前，他曾向袁世凯保证，只会向外界披露事实，但他很快发现，如果不粉饰中国的现状，游说可能根本无法吸引听众和读者。在给《泰晤士报》的通讯中，他小心翼翼地掩饰着雇主对共和的玷污，并说他在武力镇压前始终保持着克制。相较之下，该负责的是那些国民党议员们，他们不仅不了解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方设法干预政府，甚至阴谋破坏它，将它带入分裂和万劫不复： 　　北京有一个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大部分议员是毫无经验的学生……麻烦也就随之产生了。国会推举一个由40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来制定正式宪法，代替先前在南京起草的《临时约法》。所有这些人满怀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