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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民族心灵史 　　[摘要]在中国电影娱乐化倾向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冯小刚历时18年苦心孤诣拍摄了一部追问历史、尊重生命、体现人文关怀的影片——《1942》。这是他影视生涯里的最后一部胶片电影，却是当代人类心灵史上第一次自觉进行的深刻的拷问，其意义深刻且影响深远。面对过去的灾难，中国电影人不再掩过饰非，不再抱有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开始“知耻了”。文章通过分析影片中反射出的对人性尊严和人性道德的思考，揭示出在那个艰苦卓绝的逃荒的岁月里，人性没有单纯意义上的好与坏，而是经历了深刻而复杂的历程，进而对当前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关键词]民族心灵史；人性尊严；思考 　　鲁迅曾说：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必然离不开直面自己历史的勇气与决心，也只有这样气魄与胸怀才会时刻启迪着我们不断地思考与进步。电影《1942》根据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改编而来，取自史实，全片阴郁深刻。这部电影竭尽所能地恢复历史中的规定情境，并择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这个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矛盾冲突为着眼点进行刻画。这就使得角色更加完整，事件也更加具有代表性，而这段历史也就通过银幕鲜活起来。这种全新的电影创作理念不仅增强了故事的叙述性与感染力，更能给受众还原一段真实可感的历史片段，而且影片传达的对生命的敬畏和对人性的思考，给受众带来了对于灾难和人性的全新认知。 　　一、影片内外的历史与思考 　　影片的开始便是那句让人心中隐隐疼痛的话语“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这句话看似在轻描淡写地告诉观众这段历史发生的大背景，实则是对当权政府在对待饥荒问题上不管不顾的控诉与无奈！ 　　（一）祸起之源——旱灾和蝗灾 　　根据河南省多个气象站的历史资料分析，1942年河南省年平均降水量为408.5毫米，达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少值。夏季降水偏少，加之气温偏高，导致了严重的夏秋连旱。然祸不单行，降雨少引发了蝗虫大量繁殖，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有72个县、市有蝗虫为害的记载。蝗虫肆虐啃食粮食，凡经过之处颗粒无剩，从而进一步加重了灾情。此次灾情之重、范围之广，实为历史罕见！1946年，河南省社会处编印的《河南灾情实况》一书这样记载当时的灾情：田园龟裂，赤地千里，二麦颗粒无收，秋禾全数枯萎。于时树叶草根，都成上品，腐木细泥，亦用果腹。灾民因饥饿难忍，而服毒者、自缢者、自刎者，甚至杀儿以求一饱者，所在多有，司空见惯，同时无主弃婴，到处可见，音若泣声，到处可闻，死尸横野，无人收埋，鬼哭神号，无殊地狱。阴森凄凉，惨绝人寰！ 　　此次旱灾受灾人数达到了近现代之最。1943年12月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中的《河南省三十一年（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各县旱灾调查表》显示，全省111个县中有96个县被列表统计，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 　　（二）导火索——苛捐杂税和人祸 　　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几乎所有军需处被取自河南。据悉从1937年到1942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而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迫使河南物资短缺，农民交完赋税后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已是万幸！当时在河南大面积受灾饿死人的情况下，国民政府驻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强征军粮，几乎掠走了农民所有的收获。农民手中没有丁点儿余粮，在逃荒路途中惨不忍睹。 　　当时的中国，抗日战争一触即发。对军人来说，饿死士兵有可能会亡国；对百姓来说，饥饿比炮火更可怕。国民党高级将领蒋鼎文，面对河南省主席李培基说道：“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在军队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灾民如何生还？ 　　（三）灾难之根——法治之殇 　　巡回法庭本是便民诉讼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国家审判权服务人民群众的一个代表。剧中范伟扮演了第一战区第九巡回法庭的庭长老马。身为县长伙夫的老马，在战争和灾荒的契机下出任巡回法庭的庭长。影片中老马这样诠释了自己的职业：“人手紧，主要是人手紧加上这操蛋赚吆喝的活儿，跟灾民打交道，有什么油水？也没人干。”影片中有一次老马端坐在小桌前主持庭审，用一块砖头做法槌，受审的人是因为私带了枪支，庭审当场，老马庭长公开受贿了五升白面，把枪支扣下，人就放了，五升白面就用来烙饼改善法庭的伙食。而庭审当中程序正义、公正廉洁、法治尊严都荡然无存，看到的就是以法庭的名义进行变相掠夺，唯一存在就是法治的威严。影片最后，马车被一群逃兵征用，将法治仅存的一点威严也给彻底剥夺了，老马最后沦为日本人的伙夫，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