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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化 ——从唐诗看文化哲学 思政三班 赵加宾 诗，一种言简意赅、曲赋优美而又富于思想和情感的艺术表现形式，曾被历代文人墨客所推崇。直至今日，处于物欲横流社会中的人们也没有因为生活方式的变更而与古典诗词形同陌路，恰恰相反，古诗以它独特的魅力依旧吸引着一代代的中国人。古诗的长盛不衰，除了归功于诗人们以诗写生记史，以诗咏物明志的基本初衷外，更重要的或许是古诗里所蕴涵的文化积淀与哲学修养。 在中华文学发展的漫漫长路上，在中国几千年的诗词发展史上，绝不乏经典之作，优秀诗词如栗粟般数不胜数。而讲到诗歌，必然以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包容的王朝——唐，为集大成者。在现今的中国，即便是牙牙学语的儿童也会被父母及周遭的人自觉或不自觉的以唐诗作为孩子启蒙教育的素材，这一现象甚至蔓延到在中国定居的外国人群里，可见唐诗在国人乃至全世界人中获得的认同度之高。 既然诗词是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哲学内涵获得了自身长久的存在和兴旺的，那么他们也必定传承着几千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与哲学思辨。同样，沿着古典诗歌发展的轨迹，我们也许可以对文化哲学有一个较为明析而简洁的见解。 说起唐朝诗歌，首屈一指的便是初唐的陈子昂。一首《登幽州台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人登楼远眺，凭今吊古所引起的无限感慨，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正直，多才而遭遇困厄的知识分子遭受压抑的境遇，表达了他们在理想破灭时孤寂郁闷的心情，具有深刻的典型社会意义。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尤其是汉唐以来的中国社会，儒家文化的影响已经深入到社会的骨髓，而儒家正是倡导“出仕”，他们以“兼济天下”为己任，这样的一首看似辽阔而又无限感伤的诗歌，恰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功名利禄的追求和渴望建功立业的决心受到挫折后的无奈。这也便是封建文化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而万事万物的发展必定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满腹经纶的陈子昂怀揣着远大的理想渴求登上庙堂以为其民，只是外部的因素——掌权的封建官僚贵族势力的阻挠，最终使诗人的理想幻化为泡影，只一个脆弱的内因终究没能战胜在当时占主导的外因而使事物的发展呈现了与人的主观臆想完全相反的状态。与子昂有着相似境遇的伟大诗人在唐朝比比皆是，就连生活在盛唐时期的大诗人李白也遭受着这样的烦恼——外部世界难以给自己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终是本该作为事物发展条件的外部因素一次次的压倒了本该作为主导的内因，也就是诗人们踌躇满志的抱负。虽深知“天生我才必有用”，但最终也只能是默默感慨“千金散尽还复来”！诸如此种，晚唐的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也只是发出了属于自己最后的虚弱无力的呐喊。 初唐、盛唐、晚唐，诗人们留给后人的是极其珍贵的文化瑰宝，从这些瑰宝中，我们甚至可以窥见那个无比开放包容的王朝由建立到灭亡，由盛及衰的般般；窥见唐文化博大的胸襟、气度。华丽辞藻的背后，或者暗藏着诗人们身处盛世的骄傲与自豪，或者隐喻着诗人们人生失意的感伤与无奈。诗歌里要么体现着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内涵，“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要么表现出自身内部外界矛盾重重的人生发展境遇，“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要么预示着世事难料的事物更替哲学，“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在感受诗词给我们带来的文化熏陶时，不难看出文化与哲学在诗歌上的交相辉映；也不难看出，文化哲学并不是文化和哲学的外在结合，其中蕴含着哲学理论范式的重要转换和跃迁：文化哲学不仅蕴含着新的人类学范式，而且蕴含着新的哲学范式。 首先，文化哲学回归了人类存在的现实性、丰富性和开放性。唐代的诗词，无论描写的是多么美好动人的景致，无论讲述的是多么慷慨悲壮的故事，最终都会回归到人类的现实存在，回归到当时的时代发展大背景中去，用哲学的思维宣传文化，使唐文化的发展摆脱了单纯文化传播的片面性。诗人们在倾尽毕生才华写就一首首动人诗歌的时候，除了包含自己对包容万象的大唐文化的创作、推崇，更向所有的诗歌读者倾诉了来自内心深处的人生思考和哲学明辨。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在于人的文化的存在，人的存在离不了文化的存在，由此，文化的丰富性也便造就了人的丰富性，人的存在的丰富性反而推进了文化的丰富性。这一点在唐诗的创作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唐朝的诗人，不管是身处初唐、盛唐、晚唐的哪一历史阶段，在不同阶段的诗人总是会有着与那个时代相呼应的“脾气”。初唐的开阔，盛唐的豪迈，晚唐的哀怨，正是诗人们自身存在的丰富性造就了相应时代的文化的丰富性，而时代文化存在的丰富性又影响了诗人们是个创作的丰富性，这才有了大唐一朝的群星荟萃，优秀的作品也如繁星般生生不息。至于人性的开放造就了文化的开放，贯穿整个唐朝这自不必说了。 其次，文化哲学有着新的哲学表现形式。“文化哲学”，由字面上看即是文化的哲学化。就是要求我们用哲学研究的方式对待文化。作为世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