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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现代性的检审与城市审美文化的构建 　　摘要：澳大利亚著名学者德波拉?史蒂文森的著作《城市与城市文化》，对西方近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系列现代性现象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讨论。作者对此前哲学社会学研究范式提出了质疑。以民族志和法科学地审视城市――乡村的现代性问题。作者还将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宏观式批评理论作为方法维度，阐明了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及社会生产关系对探究城市文化现象的重要意义。《城市与城市文化》具备极重要的学术及社会意义。 　　关键词：《城市与城市文化》；城市化运动；文化研究；民族志式观察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西方近代工业化的兴起，使西方诸多城市逐渐褪去中世纪的厚重面纱，而呈现出物质生产领域近代化的盎然生机。在一片烟雾蒸腾的氛围中，城市犹如被施展了绚丽而魅惑的魔法，骤然改变着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以及西方人的精神世界。这种改变，既体现为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社群组织原则的社会进步，同时，也体现为继之而来的现代科层体制对西方人感性生活、精神世界的模式化塑形。于是，近代城市化运动、及其所派生的城市文明，便自此开始，在褒扬与质疑的双重声音中，得到西方几代思想者们的深沉思考与激烈争论。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考察和学术检审，澳大利亚著名学者德波拉?史蒂文森以其《城市与城市文化》（Cities and Urban Cultures）一作，对西方近、现代城市化过程所引发的一系列现代性现象，进行了至为深入的思考和讨论。该作延续了由托尼?贝内特（曾长期供职于澳大利亚高校）、约翰?多克尔等学者所开创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传统，从文化社会学的宏观角度，对西方城市化过程的中历史风貌进行了整体描述与分析；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史蒂文森还辅以诸多现代批评方法，对这一进程中阶层、种族、及性别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微观政治式的深沉思考、细致把握与详尽阐述。 　　“自然”与“文明”的二元对立，在西方近、现代思想传统中，一直作为备受关注的核心议题，而受到西方思想者的热议，且往往以文学主题形式而得到感性表达。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先驱雅克?卢梭，曾悖论性地提出“返归自然”的口号，并以此直接开启近代浪漫主义运动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此后，在现、当代西方社会及学术语境中，这一对立业已演变为“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形式。包括马克斯?韦伯、马克斯?舍勒、格奥尔格?西美尔[1]、大卫?理斯曼等在内的西方哲人无不在不同程度上指出，城市化所催生的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使得现代人在形成高度理性化的心性结构的同时，也淡化了人际之间的情感体验与伦理意识，而这正是思想界反思现代西方启蒙理性的原初动机。再之后，生态主义运动以及不同类型的宗教、准宗教团体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显示出身心复归自然的价值趋向、以及相关的伦理维度，在立场和方法的双重指向上，将对城市现代性的反思延伸到当初卢梭所提出的命题。 　　然而，史蒂文森并未加入这种声讨城市现代性的传统，而是通过对城市化生活细致入微的民族志式观察，指出“礼俗社会关系同样是城镇居民日常交往的特征，就像它是居住在乡村的人们日常交往的特征一样。”[2]38通过对特定区域样本的审慎观察与实证性探讨，作者论证了这一观点：在城市化过程中，尽管工业化生产原则及随之产生的科层化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人类呈现出心性维度的现代性单一取向，然而，人类依然能够通过维系礼俗传统的方式，延续乡村时代以来心性结构及伦理精神的丰富性与持久性。从方法上讲，这一观点对此前哲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质疑。对民族志方法的援引，使得史蒂文森得以以更为科学的方法来审视城市-乡村的现代性问题，这显然延续了涂尔干、韦伯以来的现代社会学的基本研究理路，从而使得社会城市现代性研究摆脱了单纯的唯理主义知识建构倾向。同时，这种观点也将对礼俗的考量纳入研究中，从而对此前西方学人的结论提出质疑。前辈学人在反思城市现代性的过程中，往往疏于考虑乡村社会血亲伦理在城市生活中的延续问题，并采取德国学者滕尼斯的“社会”与“共同体”二元对立式划分来看待这一问题，而忽视了乡村礼俗心理参与城市现代性的形成这一事实。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基础上，史蒂文森通过对特定区域的乡村社会进行了细致入微地探讨，从而以更为科学的方式显现了城市现代性命题的复杂性，这一创见，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西方学界百余年来关于城市现代性的负面评价，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同时，尽管并未明确说明，但史蒂文森却通过对“城市”这一特定范畴的考察，在客观上佐证了社群主义关于社会伦理在个人人格的形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从而对政治哲学领域的相关学说间接地提供了文献支持。 　　文化研究学派的宗旨之一，在于通过对社会状况及其语境的具体考察，以及对诸多社会文化现象表意过程的破解，透析隐匿于文化背后的深层政治动因。这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