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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焦点透视与M理论 　　摘要：为研究西方形而上学对于最高确定性的追求，借助西洋绘画焦点透视法基本原则做出形象化的阐释。以形而上学最高确定性追求为核心关切，以跨界对话的方式展现了形而上学、西洋绘画和宇宙学中的M 理论之间的思想关联性，通过对3种思想资源之间的深层关联的探讨，深化了对形而上学的理解，也用多角互证方式展示了时代思想的特质。 　　关键词：形而上学；确定性追求；焦点透视；大一统理论；M理论 　　中图分类号：B019.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16 　　在形而上学受到深刻反思的当代思想氛围中，形而上学的“真理性”却以更加辩证而多元的方式呈现出来①[1]。深刻把握形而上学内核中的真理性因素，不仅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议题，而且可以从其他相关文化部门的新近发展和深入研究中得到启发和呼应[27]。在跨学科的视野中探寻形而上学的真理性，是对西方思想文化基本结构性特征的叩问。西洋绘画的焦点透视法和宇宙学中的M理论[8]，可以在思想实质和观念深层与形而上学的确定性追求形成相互诠释关系。 　　一、确定性知识：西方思想的 　　“北极”和“圣杯”形而上学是西方思想的支配性思维方式。跨越两千多年的发展脉络，形而上学建构起西方思想的“基本语法”。因而，通过对形而上学深层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对西方思想作出整体性的把握。 　　泰勒斯以追问万物背后的“第一因”，开启了西方思想寻找最终根据的哲学序幕，而巴门尼德、柏拉图通过对经验世界之上的真理之路的探析，明确指出寻求最终根源的方向，并在希腊哲学的“轴心突破期”[9]将最高确定性理想作为思想的终极鹄的。形而上学经历了古典自然哲学、柏拉图的辩证法、基督教的上帝之国，乃至于近代以来立足主体的哥白尼式革命，展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10]。但在追求最高确定性方面，形而上学从未放弃轴心期所设定的目标。 　　形而上学的发展史可以从“确定性知识”的特征方面做出梳理和归纳。从泰勒斯的“第一因”到笛卡尔、康德以前，形而上学对于最高确定性知识的追求紧紧注目于主体之外的世界，无论这世界是具有“自然正义”的古希腊式外在超越性设定，或是柏拉图具有原始神话背景的神界设定，还是基督教哲学家在世俗之城之上所悬设的“上帝之城”，都是在主体能力之外的某种先验性设定（在近代哲学史上，笛卡儿首次明确以“确定性”作为科学思想的最高批准）。在笛卡尔和康德的主体性原则之后，对确 　　①韦尔默和阿多诺都主张在形而上学的没落期收获其“真理”的可能性。 　　定性的追求转向主体自身[1113]。确定性的法庭被安设在主体的先天能力中。后现代思想家对主体性的批判以及对现代性自主立法原则之虚妄性和宰制性的批判，如果放在形而上学的整体发展历史中，可以看作主体性形而上学自我批判中的“剧中剧”。即使后形而上学思想，也并没有放弃确定性追求，而是转换了传统确定性追求的策略和角度[14]。 　　以笛卡尔、康德的主体性原则为界，划分形而上学的漫长历史，显然是极端粗暴和简单化的。但这种理论“极简主义”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借以整体性地对形而上学的最高确定性理想做出理论“深描”（格尔茨）。形而上学史的二分，可以清晰地呈现最高确定性的根本性规定。 　　无论是前笛卡尔的外在最高确定性，还是笛卡尔以后的主体性内在最高确定性，形而上学中不变的理想依然如故。从外在超越的确定性之源[15]，到内在主体性的确定性之源，西方思想所实现的似乎只是黑格尔的“正―反―合”辩证法中的第二阶段，即从外在确定性的理想出发，到达“主体性”这一“反题”阶段。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某种超越正反两阶段，实现理性真正目标的“合题”阶段是必然会到来的。形而上学三阶段历程以整个形而上学历程为铁证，证明了这种“合题”的必然性。但形而上学之“合题”阶段的现代“涌现”（海德格尔），却并非只是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作注。超越于对特定思想的证明，形而上学三阶段的“往而复返”（《道德经》“反者道之动”）揭示的，是西方思想围绕形而上学而不断展开的“永恒复归”的思想“实事”（海德格尔）：对确定性的永恒追求。 　　形而上学“合题”阶段的具体表现在于，经过后现代思想对于传统“大词”（真理、理性、主体、历史、客观性）的逐一摧毁，任何一种借助传统语言重申真理诉求的理论言说，都迫切撇清自己与形而上学的思想牵连，并首先为自己的言说腾出一片“去形而上学化”的清白之地。这种自我辩白几乎成为当代思想的“开门第一件事”。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则呈现出恰恰相反的景观：任何一种对形而上学“说不”的理论言说，都把某种程度的“确定性”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在当代思想中，确定性的追求似乎成了理论家心照不宣、但却羞羞答答不敢公开示人的“难言之隐”。中国哲人所说的“建德若偷”《道德经